杨靖宇与抗联第一路军（下）

5月上旬，魏拯民率部在老岭东坡王道沟一军密营与杨靖宇所率一军军部胜利会师，实现抗联第一路军合兵。6月19日23时，杨靖宇、魏拯民指挥抗联第一、第二军共700余人，分3路同时袭击了通辑路第十一、十二老岭河桥梁工地、土口子隧道和阳岔工程分区今井包工组宿舍、东亚土木会社办公室。这次突袭共毙俘日伪军警99人，烧毁大批建筑物资，日伪当局经济损失达22万元。敌人惊魂未定，9月2日，杨靖宇又率部在通辑公路上的长岗山地，伏击歼灭了伪军雪纺衫景清旅骑兵四十二团和三十二团余部，把这个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武装彻底消灭掉。

从1939年开始，日“满”方面实施了以歼灭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为目的的东南地区“治安肃清工作”，“讨伐”空前频繁，战斗十分激烈。据敌伪资料所载，1939年下半年抗联第一路军主动袭击177次，交战99次，共与敌战斗276次。从中可见斗争的残酷程度。不仅如此，由于日伪统治的严酷、经济封锁的加强，抗联武装衣食住行都发生极大的困难。

到1939年下半年，日军进一步着手实施伪通化、间岛、吉林三省的联合“大讨伐”。关东军为此次“讨伐”在吉林设立“讨伐司令部”，以陆军少将野副昌德为司令官，以陆军少佐北部邦雄为参谋，使之统一指挥驻扎于吉林、通化及间岛三省的日满军警，据说其动员兵力总数达7.5万余人。

在这次“大讨伐”中，敌人采取“日满军警合为一体”的体制，派出精锐部队占据东南满大小城镇和山村据点，对抗联第一路军游击区实行长期、严厉的封锁和围困。同时，由日、伪军警分别编成“讨伐队”“出击队”等队伍，对抗联部队进行分割包围，追击“围剿”，并以捕杀杨靖宇为第一目标，为此开出高达1万元的巨额赏金。

毕竟敌强我弱，在激烈的战斗中，抗联部队减员越来越严重。1939年末，杨靖宇所率司令部直属部队尚有400余人，到1940年1月，仅剩200人左右。而且，针对抗联苦于粮食、弹药补给不足的弱点，日伪方面采用了毒辣的“狗虱战术”，即一旦与抗日部队接触，就像“狗虱”一样叮住不放，彻底地跟踪追击，直到歼灭为止。

这些“狗虱”，有相当部分来自抗联的叛徒。他们熟知抗联的战术与习惯，成为最危险的敌人。譬如，抗联部队在雪中步行所留下的足迹，宛如一个人走的一样。也就是说，走在后面的人全部一分不差地踏着前面的脚印前进。然而，这些充当“狗虱”的抗联叛徒，却可以根据雪被踏过后的坚实程度和脚印的深度等判断出人数。

1940年2月1日，特卫排排长张秀峰携款逃跑，向日伪投降，进一步暴露了杨靖宇所部的行踪。 2月23日，杨靖宇只身辗转来到?江县（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靖宇县）保安村三道崴子，行踪暴露。当日下午3时，日伪“讨伐队”将三道崴子密林层层包围。杨靖宇在蜂拥而上的敌人面前，身靠大树，顽强地向敌人开火。

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只见一个身中数弹的大汉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杨靖宇壮烈牺牲，时年35岁。敌人惊讶地发现，”从他的遗体上找到了六千六百六十元的巨款，而他却穿着破烂的鞋和撕烂的衣服，胃里连一粒粮食都尚有“。

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肩负起全面指挥抗联第一路军的重任。当时，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由敦化转移到日伪军防守比较薄弱的和龙一带活动，中旬袭击了大马鹿沧桑林场森林警察队本部，歼灭伪警察百余人，缴获大批粮食和武器弹药。

接着，由前田警佐指挥的一支日伪“讨伐队”在红旗河以南约28千米的大密林地带中落入抗联伏击，发生了激烈战斗。此战约经1小时，抗联消灭日军中队长前田以下150余人，缴获轻机枪15挺、步枪140余支、手枪18支、子弹1万余发。连日本人也承认“几乎全军覆灭了”。这就是著名的红旗河战斗。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满抗日武装斗争形势日愈艰难。1940年春，由于饥饿、严寒和敌人的不断“讨伐”，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大量减员，只剩数十名队员。另一方面，自杨靖宇牺牲后，“野副大讨伐”的重点转向抗联第一路军的第二、第三方面军，其“讨伐司令部”也从通化移至延吉。第一路军第二、第三方面军的斗争日趋艰苦。譬如，敌人以“篦梳山林”战术，在敦化地区进行“拦网式大讨伐”，使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设在敦化县牛心顶子山的几处密营遭到严重破坏，缝纫机及储存的粮食、萝卜全部被敌人掠走，导致第三方面军丧失后方基地。

到1940年秋天，整个东北东南部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除一些抗联部队建立的密营分布各地外，都失去了。第一路军所属一、三方面军大部失散，余部分成小股兵力活动；第二方面军一部300余人开始转移到中苏边境休整。这时，由于长期频繁的战斗和恶劣的生活条件，魏拯民的疾病不断加重，身体日渐虚弱。

1940年秋末，他不得不离开部队，来到桦甸县夹皮沟牡丹岭二道河子密营养病，终因病情不断加重，又无医生、药品进行治疗，1941年3月8日病饿而死。他的不幸病逝是继杨靖宇之后，东北抗联的又一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