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旧账”式“开新篇”

湘江血战，既是对红军最严峻的考验，也是指挥员个人精神意志和战略定力的试金石。负最高责任的“三人团”承受的精神压力最大—缺乏战争经验的博古，在最严峻的时刻几近崩溃，竟拿着一支手枪不断朝自己比划，被一旁的聂荣臻劝阻。

而本就脾气暴躁的李德，则变得更加暴躁，虽然面对危局一筹莫展，却总是粗暴指责其他同志意见分歧、贻误战机。部队对博古、李德的指挥渐已失去信心，全靠威信卓著的周恩来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居间转圜，维持局面。

而在1935年开年之初博古、李德再次引发激烈的“猴场争论”后，红军统帅层面的改组已势在必行。

1935年1月2日至6日，红军胜利强渡乌江，7日即抢占遵义，暂时甩开追兵，获得了两个多月来第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中央遂立即按“黎平会议”决定，于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会人员为时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博古、洛甫、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邓发、王稼祥、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领导（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就近赶来的红一、三、五军团正职领导，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以及担任会议记录的邓小平等人。

上海台被破坏导致的无线电通信中断，则使会议的酝酿情况无法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第一次独立自主选择道路，从而播撒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颗种子。

“遵义会议”的中心是军事问题，而争论又聚焦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上。博古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为其错误辩护。周恩来则就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作了副报告，坦诚地承认主观上有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

张闻天第三个发言，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旗帜鲜明地放了“第一炮”。接下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等人也先后发言。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着重分析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

毛泽东着重批判的是以下4条：战略上，是对十九路军的“关门主义”；战术上，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王稼祥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周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则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决定委托洛甫起草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里讲：“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这位“A同志“就是坐在会场门口一个劲抽闷烟的李德。直到写《中国纪事》时，他仍在抱怨”遵义会议“”从一开始就保证了毛泽东贯彻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的纲领“，即”翻旧账“。

毛泽东的发言，哪里是简单的“翻旧账“，实际条条都在为开新篇做铺垫。批判”关门主义“实是借“福建事变”归谬，以彻底纠正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的“整个地主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等极端“左”倾思想。

从而为眼前对黔、滇、川军，将来对张学良、杨虎城部务实实施灵活宽松的统战工作奠定基石。亦即“遵义会议”《决议》中刻意强调的“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

批判“冒险主义“（”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与”保守主义“（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其实质就是”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是为接下来更大范围的、以寻隙穿插为主要形式的流动作战，预作动员、预埋伏笔。

批判“逃跑主义”，则是对道县不敢坚决与周浑元决战，从而被迫在遭敌侧击的不利局面下抢渡湘江这一错误决策的反思，强调“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为下一步在川黔边硬碰硬地“打几个胜仗”鼓舞士气、树立信心。

此外，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改为北渡长江，至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这一改变又是为何？因为薛岳进贵阳城了，黎平立论的基础已遭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