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南辕北辙”剑指贵阳

湘江血战之后，红军在通道折转向黔西北。而中央军薛岳部则在红军右翼，沿湘黔边境向北疾进，于1934年12月21日进至芷江（吴奇伟纵队）、黔阳（今洪江，周浑元纵队），自22日起分路经晃县（今新晃）、玉屏、天柱向镇远、三穗入黔。

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称，28日薛岳进至清溪后，判断红军将经遵义、桐梓北上入川，遂命吴纵队经施秉、黄平，周纵队经施洞口、黄平，均向贵定集结。比对地图，就能看出其中蹊跷—薛岳的判断与行动，在此呈现出南辕北辙的诡异偏离。

红军主力此时正在乌江南岸的瓮安（位黄平西北）一线，直到1935年1月2日才开始渡江。若以“追剿”任务而论，薛岳当从施秉、黄平急驱向西，迫我在乌江南岸作背水之战，才是兵家之常。

但薛岳指示的行军路线，恰恰在施秉、黄平与红军形成了交叉—他并未按其“红军将北上入川”之判断指向瓮安，却忽然折转西南，进军直叩贵阳的东大门贵定，“图黔”之意已昭然若揭。

1934年12月30日，薛岳完全不装了，正式命令吴奇伟纵队次年1月4日抵贵定后继续西进，限于7日抵贵阳；周浑元纵队以5、96师“尾随”红军，99师随薛岳总部于1月6日向贵阳推进，13师限于1月5日集结至贵定。

这已是明火执仗要端王家烈的老窝了。也正是这一举动，引发了“猴场争论”。因国民党中央军的保密工作一贯拙劣，其无线电通信对红军基本是单向透明的，所以薛岳的命令和路线，我军大多可以实时掌握。

通道之后，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一直死死卡位在红军右侧翼，使我军决无向右旋转去湘西之可能，但12月28日薛岳忽转移主力向贵阳进军，仅留2个师尾随我，就使得我之右转湘西重现可能。

所以博古、李德才会旧事重提，由此引发激烈争辩。但博古、李德的提议为什么会被否定，并最终引发遵义的改组？我们必须从更高维度的视角，来复盘历史。

红军于1934年12月20日即已进抵乌江以南地域，但直至次年1月6日才渡江北上，这期间竟逗留半个月之久，只是因为乌江天险难渡吗？

从通道折转到黎平定案，红军入黔的一大原因应是“遵义会议”《决议》所提到的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中央军自湘入黔，必与王家烈冲突，而黔之背后又有桂、粤支持，蒋与黔桂粤冲突一起，则红军就有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此时，王家烈直接掌握着15个步兵团及2个军直属团，兵力并不逊于桂系，虽装备较差，但占据地利，绝非没有一战之力。所以红军暂留乌江南岸，其意颇深—薛岳自东向西以两路纵队入黔，一旦正面与王家烈冲突胶着，则我军主力即可就现位置出击，以擅长的山地运动战打击薛岳右翼吴奇伟纵队之侧背。

黔桂粤举旗反蒋，我军再打垮薛岳一部，接下来无论东接二、六军团，还是北上川黔边，这盘棋都算下活了。而博、李偏在这个要紧当口闹着去湘西，不是“逃跑主义”又是什么？ 但凡王家烈政治智慧能及格，抓这把牌都不能打输了。可偏偏“政治智慧”项上，黔军一众头目集体考了个“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