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烈何以开门揖盗

对红军入黔，王家烈的态度是暧昧的—红军将帅中，刘伯承是他在熊克武部的老战友，这位“川中名将”运筹帷幄的水平他是真见识过的；他手下还有不少刘伯承旧部，如主力团长皮光泽，应是追随刘参加过“顺泸起义”的老资格。

王家烈既没把握，也不愿意跟红军硬拼，更担心中央军入黔逼宫。但他缺乏白崇禧那样精明算计的头脑，黔军也缺乏桂系的团结。一筹莫展之余，他只好邀约“桐梓系”各元老来省开会商议。

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桐梓系“各元老不得不暂时”和解“，犹国才、侯之担均赴省开会。王家烈提出分区布防，侯之担部（黔军教导师，4个团）负责防守乌江以北，为表诚意，王家烈特派出自己的嫡系部队、黔军装备最好第8团助战；犹国才一部（2个团）调赴乌江以南，任东路左翼指挥，负责平越、瓮安之线；王自率所部主力15个团，担任东路右翼作战。

堵截的姿态是作出了，但周西成传下来的“桐梓系”军事体制又闹麻烦了—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部署，收拢起来颇费时间；而大部队集中之后就无暇自筹补给，低效脆弱的省财政又难以解决大军行动中的粮饷困难。

而且，红六军团先期入黔还打断了其对湘鸦片贸易，更令黔省财政雪上加霜。这些困难王家烈当然解决不了，只能让各部自行从防区筹集。而王家烈自请担任黔东南防堵主责，也只不过是企图向南与桂系联为一体，找个外援撑腰缓口气罢了。所以红军从黎平北进，一路未遇黔军主力，仅有营连以下小规模的接触战。

政治上的没头脑，则彻底把王家烈推入绝境。为推卸放任红军入境之责，他竟然虚报战况夸大红军力量、渲染黔军苦战之难，甚至“恳请”蒋介石飞令川湘各军西移黔境，桂省各部越省出击“以挽救黔难”云云。

而蒋等的恰恰应是这句话—既然川湘桂都可以来救，那中央军自然更该来“救”了。即便已经师出有名了，薛岳挥师入黔之初仍持谨慎观望态度，毕竟桂军在新圩可是不打招呼就直接开火缴械的。

但见王家烈既未集中主力作出决战姿态，桐梓各元老又均持隔岸观火态度，甚至连句抗议都没有，则其无心反抗之底牌已明，“图黔”之机已到。王家烈一再表现出的懦弱态度，让想帮他的桂、粤各方也吃不准该不该动。

而已统一思想，且洞悉薛岳企图的红军，也不再犹豫，于1935年1月2日起果断强渡乌江北上遵义。当此际，薛岳以面商黔北兵力部署为由，约王家烈会晤于马场坪（位于贵定、瓮安、黄平三县之间）--这既是一次“服从性测试”，也欲借机进一步分散黔军兵力。

马场坪之晤中，王家烈竟毫无城府地向薛岳诉苦。薛岳则甜言蜜语相对，非但答应补充武器装备，还暗示王家烈“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应钦，今后应该走陈诚的路线”—你自己不过是半路塞进来拜的师，但你的部下可全是何应钦亲自招、亲自教的嫡传学生，你猜猜敦亲敦疏？

故作亲切的暗示之外，其实还隐藏着威胁—就算你想抵抗，你黔军的其他大佬，你自己手下的核心骨干，听不听老校长何应钦的话？但凡有退路的人，可是不会拼命的……就王家烈这瞬息犹豫之间，中央军已直入贵阳，黔省大局已定。

蒋介石则借黔省为饵，将都想染指的滇、桂玩弄于股掌之上，尤其是让桂系始终心存幻想，从而令“两广事变”一拖再拖，迟至1936年6月才爆发。

利用这个时间差，蒋得以集中力量，在继续围堵绞杀红军的同时，逐一击破地方势力。而红军也陷入了最危急的生死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