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虽西渡赤水,但川军在此方面亦早有准备—2月2日攻叙永不克后继续西进,3日至6日又迭遭川军截击,刘湘之兵舰亦沿江游弋,长江显然是过不去了。滇军孙渡纵队则正向滇黔边的毕节、镇雄急进,入滇通道也被封死。
鉴于红军已陷入危险境地,中央政治局成员密集召开碰头会商议对策。这期间,政治局常委调整了分工,博古正式将“总负责”交接给洛甫。2月6日至8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会议,将“北上入川”方针调整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2月9日,滇军和川军分别从南北两面压向扎西地区,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从黔西、大定向古蔺、叙永追来。为摆脱追敌,红军掉头向东,于18日至21日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渡东渡赤水河,主力直插桐梓,一部向温水佯动。
黔省再度震动。蒋介石被我温水偏师吸引,急令王家烈北上松坎堵截红军东进,并调吴奇伟率59师、93师由清镇、贵阳北上填防遵义。
24日,红一军团袭占桐梓。为充分利用敌之猝不及防,中革军委决心以红五、红九军团在北阻滞川军,红一、三军团南下再取遵义。25日至27日,红军夺取娄山关并打退黔军数次反扑,随后一路向遵义逼近。
此时,因何知重师尚在赤水与候之担余部为“接收”扯皮,所以除娄山关守军(第6团)外,王家烈在桐梓、遵义之间仅有2团又1个营兵力(第1、8团及5团刚赶到的1个营)。
王家烈命令第1、5、6团退守遵义城内,由第6团团长刘鹤鸣指挥,第8团掩护撤退—该团团长万式炯是他内侄,装备也最好。他自己则出城南至忠庄铺,待吴奇伟前来会商作战事宜。
可王家烈一走,各团就纷纷向西(马坎、牛蹄场方向)撤退,万式炯毕竟是自家人,没好意思直接跑路,于黄昏后退守南关高地,仍扼守住自遵义南下之要隘。
27日夜,红军再克遵义。28日8时,王家烈总算等来了吴奇伟,吴表示所部2个师约再过一小时可到。王建议吴以主力从西侧的桃溪寺前进,首先夺取红花岗制高点;黔军则从右侧向纵深迂回,打击红军之侧背。
吴奇伟手里仅有6个团兵力,攻击意愿并不强烈,王家烈越是强调红军主力确在遵义,他就越不敢急进,准备就地布防,等周浑元纵队赶来再打。但59师师长韩汉英认为中庄铺一线不利于防御,建议前出一步抢占遵义城南数里之红花岗、老鸦山制高点。
韩之建议既从防御着眼,吴奇伟也就同意了。可红军早已抢占两山,中央军勉强攻到山腰就进退不得,锐气渐绥。
28日14时左右,一支红军突然出现在敌军右翼之甘堰塘、南宫山方向,直插忠庄铺之右后方,另一部从正面官田垭冲出公路,直指吴奇伟指挥部。吴奇伟一边命令部队于16时开始撤退,一边匆忙与王家烈分手,自乘小汽车向南过乌江,王家烈则向西朝打鼓新场退走。
国民党中央军一撤就变成溃退,败兵纷纷向乌江渡口狂奔。待吴奇伟过乌江浮桥后,渡口更是秩序大乱,败兵竟将浮桥压断,后续涌来者无路可走,一部被俘,一部逃转向上游渡口过江。
遵义战役,红军在5天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国民党中央军2个师及黔军主力,俘虏约3000人,这也是长征以来首个大胜仗。
遵义惨败震惊了蒋介石。3月2日,他由汉口飞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剿”。蒋介石虽没有追究各级将领战败责任,但王家烈之命运已被决定。
红军方面,也在为下一步打谁而再起争论。入黔中央军仅吴、周两纵队共8个师,吴奇伟纵队被打垮后,毛泽东自然就盯上了周浑元。但3月5日、6日连续两次寻歼,周均未上钩。林彪坐不住了,于10日向中革军委建议攻击黔军集结的打鼓新场。
洛甫在枫香镇苟坝村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此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鼓新场方案,他坚持要打鲁班场的周浑元。在会议现场,毛泽东先是从周边援敌里程、敌我态势等技术性要素进行解释,但未能说服多数人。
最后他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刚干了6天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一职务。既然争论不定,那就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表决的结果不出意外,毛还是少数派。
可毛泽东没有放弃。当晚,他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这个“下最后决心者”。一席闭门长谈,毛说服了周。11日凌晨再次开会讨论,他又终于说服了大家。毛泽东到底讲了啥,历史没有详细记录。
但这次会议作出了一个影响历史的决定—为使军事指挥真正机动灵活,不再出现议而不决、举手表决的局面,一个新“三人团”被设立,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然而此时,战机已被错过了。
周浑元于3月11日进至鲁班场起即全力赶筑工事,至新“三人团”决于15日发起攻击时,已过去整整4天。急造的土木结构野战工事虽不算坚固,但对没有身管火炮的红军而言,仍是极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