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兵逼贵阳

为什么选择鲁班场而不是打鼓新场？除朱德11日凌晨1时30分致红军一、三军团林、聂、彭、杨电所解释的敌情动态不利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毛泽东对蒋介石、王家烈矛盾激化的判断。

而蒋介石恰好替毛之判断做了背书—就在鲁班场之战当日，蒋之代表李仲公电约王家烈面谈，传达蒋之旨意，希望他在军长或省主席中专任一职，王迫于无奈，选择继续干军长。蒋、王矛盾已摆上桌面，行将彻底摊牌。

至此反观，红军若依“多数派”之议攻击打彭新场之黔军，无论胜负都只能让蒋介石坐收渔利。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鲁班场歼敌不成，红军也就无法在黔北立足，不得不继续转移。向哪里去？答案早就藏在黎平会议决议里。

不足500字的决议中，竟用了一成多的篇幅阐述“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足见有人提出了这一建议，而且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这个人是谁呢？肖锋在日记里转述周恩来的话，此人就是毛泽东。天马行空的设想是一回事，具体怎么走又是另外一回事。此时滇军孙渡纵队在毕节，桂系2个师在都匀、独山，把入滇通道封锁得密不透风。

那么，就再渡赤水拉扯一下？3月16日，红军于茅台三渡赤水，指向古蔺、叙永，再次作出北渡长江之势。从军事常识来讲，蒋介石当令孙渡纵队就近北上击我之背，迫我作背水之战。可孙渡依然未动。

孙渡不动，是因为他守滇的任务重。要想调动他，最必须给他找一个更重的任务。而什么样的任务才足够分量呢？于是，三渡赤水仅5天，红军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21日经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

26日进至干溪、马鬃岭地区后两路分兵：红九军团佯攻长干山、枫香坝，诱敌北上；主力则向南急进，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南渡乌江……

从第二次反“围剿”起，红军即能破译国民党中央军大部分电讯密码，入黔到土城战役时，又逐步掌握了黔、川军之电讯密码。故蒋介石及中央军之一般动态，红军多能通过电讯侦听掌握。

如鲁班场争论前，毛泽东明显已知悉蒋、王矛盾激化的情况，而处于频繁机动中的红军，察知此事的唯一可能就是电讯侦听。

王家烈既已专任军长，接下来势必请辞省政。而在此动荡之际任免省主席，蒋大概率会亲赴贵阳—蒋去贵阳，又必须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只要监听中央军重庆、贵阳两地电台通信，就有可能掌握。从红军三渡赤水后不久就掉头向东四渡赤水的情况看，其显然是截获了蒋将赴贵阳之讯息。

果然，蒋介石于3月24日从生态飞抵贵阳，亲自宣布免王家烈省主席兼职，改任“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另以吴忠信接任省主席。随后，蒋又分别收买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煽动官兵闹饷，迫王家烈辞职离黔，继而将黔军各部肢解吞并。至此，黔局基本为蒋所掌握。

然而，正当蒋介石踌躇满志之际，黔西北迭传急报—3月28日，土城候汉佑电薛岳：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30日，周浑元急电薛岳：红军已经南移，有偷渡乌江模样。薛岳急请示蒋，蒋尚不以为然：这只是红军的战术佯动，不要上当。

但从4月1日确认红军已南渡乌江后，蒋开始紧张起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直逼贵阳，并沿途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

4月4日，湘军李韫珩部报告，在息烽县黑神庙与红军后卫发生遭遇战，判断红军前锋已过息烽，距离贵阳仅百余里。鉴于贵阳守军仅4个团，城防空虚，蒋严令各部衔尾急追红军，另急调驻防大定的滇军孙渡纵队火速增援贵阳。

尽管龙云迭电孙率部退回安顺，但孙深知“功莫大于救驾”，仍率部拼命急行军3天3夜驰抵贵阳。孙纵队抵达贵阳后，蒋即亲自接见孙及该部各旅长，重赏嘉奖，但他仍判断红军绕过贵阳后，将继续向东寻红二、六军团会师，令孙渡纵队继续向东跟踪追击。

孙渡所部就这样向东越跑越远，滇黔边通道彻底打开。4月8日，在清水江上架浮桥佯装要向东的红军再度急转向南，分两路从贵阳、龙里之间穿过敌之封锁线，接着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甩开追兵向空虚的云南急进。

惊心动魄的四渡赤水，至此完美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