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大渡河（下）

然而，从1935年5月21日开始，红军从冕宁县泸沽地区分为左右两路北进：主力为左路，经冕宁县的大桥、拖乌等地通过彝族聚居区，向石棉县安顺场前进，抢渡大渡河；红1军团2师5团为右路，由军团参谋长左权、红2师政委刘亚楼率领，沿“宁雅正道”前进，向大树堡前进，以迷惑和钳制大树堡对面富林之敌。

国民党军果然中计。左路的红1师1团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冒着大雨经过80多千米的急行军，于5月24日赶到大渡河南岸安顺场，之后歼灭守敌2个连，缴获渡船1只，控制了渡口。

5月25日上午，红军“17勇士”，利用唯一的一条渡船，在炮火的掩护下，在国民党军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防线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红军“17勇士”勇渡大渡河

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但当时的形势仍然非常危险。安顺场地处河谷封闭台地，北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西面是水势湍急的松林河（大渡河的一条支流），东面是奔流不息的南桠河，南面则绵延着险绝的马鞍山。

大部分兵力无法在这里展开，红军必须尽快脱身而去。然而，问题在于，红军到达这里的时间，比当年太平军晚了大概半个月。其时气候已暖，上游雪山融化，大渡河正值丰水期。相较于金沙江，大渡河河面更宽，水流更急，浪头更高，整体险度更大。

安顺场段河面宽达300余米，水深20-30米，水流异常湍急，河底乱石嶙峋，形成无数漩涡，水性再好的人也无法泅渡。此外，两岸山形陡峭，无法架设便桥，人马过河只能依靠渡船。

雪上加霜的是，红军此时找到的4条渡船，只有1条是好的，其余3条需要修理。按此效率计算，红军全军3万余人渡河，至少需要一个多月。更危险的是，红军分兵两岸夹河北上，一旦行动迟缓，大渡河极有可能将红军分割为两部分，红军被逐个击破。

时间也不在红军一边。此时，尾追的国民党中央军已迫近德昌（冕宁以南），正向大渡河昼夜赶进。有鉴于此，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新的部署：已渡河的红1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刘伯承、聂荣臻指挥，循大渡河左（东）岸；

林彪率红1军团军团部，红2师主力及红5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西）岸，均向泸定桥疾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红3、红9军团和红5军团随左纵队跟进。

为什么是泸定桥呢？泸定桥位于今四川省泸定县，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桥长100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桥身为9根铁链平行系于两岸，上铺木板，以作桥面；桥栏左右铁链两根作为扶手，人行于上，摇摇晃晃，异常危险。

老照片：泸定桥

在大渡河西岸，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沿途全是崎岖山路，山路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行走十分困难。但是，这难不倒英勇无畏的红军。

5月27日拂晓，左纵队先头部队红4团从安顺场出发，踏着泥泞的道路，冒着暴风雨的袭击，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昼夜兼程，和敌人赛跑，经过160公里的急行军，于5月29日晨赶到泸定桥附近，袭占了西桥头。

然而，泸定桥东桥头已经有川军驻守。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城内驻有川军第4旅38团一部，旅部在泸定城南的冷碛地区，另有2个旅正向泸定城增援。在红军到达前，敌人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13根铁链横在大渡河上。

其实，川军是有时间炸掉泸定桥上的铁索的，这样便可彻底断绝红军在此渡河的希望。然而，这一切没有发生。这固然与红军的迅速行动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有关，同样，地理因素也不容忽视。

泸定桥是当时整个大渡河上游唯一一座桥梁，从雅安至康定的“川康要道”从泸定桥过大渡河。可以说，在地理上，泸定桥是川藏交通的纽带、“茶马古道”的咽喉。而“茶马古道”不但是川藏之间的经济命脉，也是盘踞川西的刘文辉的重要经济来源。

不仅如此，刘文辉当时的地盘以雅安、康定两地为中心，没有了泸定桥，其控制区就会一分为二，后果难以设想。此外，刘文辉唯恐中央军以“剿共”为名趁机深入西康，架空甚至吞并自己的地盘，因而不愿为蒋介石过度消耗实力，对执行炸桥命令始终消极敷衍。

可以说，无论从经济地理、政治地理，还是“防蒋”的角度出发，川军对炸掉泸定桥都是有顾忌的。从宏观的军事地理角度看，假如红军不能过桥，首先渡过大渡河的右纵队势必成为孤军，而红军主力将被迫沿川康要道向西进入西康地区。

一如陈云所言，“西康则系游牧区域，粮食宿营，两感困难。而国民党军进剿则以雅安为后方，追剿部队虽感困难，但有后路接济；红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好在红军飞夺泸定桥一举成功，全军渡过大渡河。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彻底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