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夹金山（上）

1935年5月底，红军飞夺泸定桥，向东渡过了天险大渡河。从地图上可见，从泸定桥向东不足100千米就是川西重镇雅安。此地扼守川藏交通的咽喉，同各方往来联系都很便捷，从此可进入四川盆地腹地，乘汽车到成都只要三四个小时。

这似乎是一条理想的行军路线。然而，考虑到当时的军事地理形势，这条路线红军根本不可能选择。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各路重兵正分路向雅安汇集。

其时，蒋介石急令自江西一种尾追红军的薛岳部，以第1、第2纵队一部在西昌、泸沽沿线筑碉守备，稳固后方补给线，主力全速向汉源推进，第5纵队开赴泸定、康定一线实施合围，同时电令各路川军协同堵截红军。

早在红军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国民党当局已调杨森部主力进驻荥经、天全、芦山（三地今均属雅安市）布防。此外，川军刘文辉第24军军部、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均设于雅安，为保全自身核心防区，刘文辉所部虽整体实力有限，仍必将拼死阻击。

雅安8区县地图

这种情况下，红军东向雅安，不啻以硬碰硬，若是与川军两败俱伤，尾随而至的国民党中央军便可坐收渔翁之利—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薛岳所部即尾随其后，陆续渡江，其先头与红军后卫之间，不过相距二三日行程。

中央红军既然向东不可行，那么向西呢？其时，泸定桥仍在我控制之下，中央红军可能经此再次渡过大渡河向西进入西康。但这条路的尽头，是地理与后勤的双重绝境：西康区域以高寒游牧山地为主，耕地稀少，粮食、宿营条件完全无法支撑数万红军长期行军；

反观国民党军以雅安为后方基地，追剿部队物资补给持续通畅。红军深入西康深山等于自入绝地，在物质匮乏和高原山地双重压力下极易溃散，彻底丧失战略机动空间。

东西两路皆不通，可行的方向，只有向北。除避实就虚的战略考量外，向北还有一层更紧迫的意义：红四方面军彼时正日夜兼程向西挺进。1935年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控制涪江上游，计划向岷江流域进军。

由北川西出，沿土门河翻越土地岭可达茂县，是涪江、岷江上游之间的核心隘道。川军第28军军长邓锡侯依托此地构筑土门封锁线，企图阻滞红军西进。5月12日至16日，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发起土门隘口总攻，一举突破封锁线，挺进岷江上游河谷。

这场持续月余的土门战役，累计歼敌1万余人。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5月22日，红9军一部西渡岷江向西疾进，6月3日攻克理番（今理县），6月8日攻占懋攻（今小金县），并控制懋功东侧镇达维。

四川茂县土门镇三元桥，图为四方面军土门战役后留下的标语

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进军，在军事地理上意味着什么呢？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流域之初，茂县和泸定的直线距离还有大约250千米。两支红军部队仍被国民党军远远隔开。但是，到了1935年6月上旬，懋功与泸定的直线距离不过120千米。

至此，结论已十分清楚：中央红军从泸定向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进军路线。5月31日，泸定县城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中央红军避开敌人防守严密的地区，向北翻越雪山去会合红四方面军。

1935年6月2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作出兵分三路迅速夺取天全、芦山，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这两个地方都在泸定的东北方向。川军杨森部虽然在此驻防，却刻意保存实力，作战消极。

红军顺势突破敌军防线，于6月上旬到达夹金山南麓的硗碛地区（今宝兴县硗碛藏族乡）。为了“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红军需要继续向北前进，而这时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最大阻碍是一道天险—夹金山。

夹金山在藏语里称作“甲几“，意为”很高很陡“。从地理位置看，它属于广义的邛崃山脉的一部分，正处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边缘地带。在不到100千米的水平距离上，海拔从成都平原的不足500米陡然抬升至4000米以上，构成了落差巨大的山地地貌。

整片区域山势陡险，山岭连绵，重峦叠嶂，危岩耸突，峭壁如削。夹金山主脉长140多千米，北段走向近于东西，是宝兴县与小金县的界岭，东端与邛崃山脉的巴郎山相接。中段和南段走向近于南北，是宝兴、天全县与康定、泸定县的界山，南端在泸定县东面与二郎山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