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时代
结束三国分立、实现全国第二次统一,是晋武帝司马炎对中国历史做出的重大贡献。司马炎是司马昭的长子、司马懿的长孙,无论是家族出身还是个人禀赋,都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一流人物。
我们在《国史通鉴》的第二卷曾经说到一位人物,晋国名将羊祜。羊祜老谋深算,豁达之中暗藏玄机,司马炎用其镇守襄阳,与吴国抗衡。史书记载说:有士兵误割吴国军民的粮食,羊祜让人送去赔偿金;有吴人猎伤的飞禽走兽逃到晋国控制区,羊祜必定派人送还。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事情的真实性,但也绝不排除其中的有意所为。所以,虽然不断有人报告,说羊祜在襄阳城内城外游山玩水、吃喝玩乐,而且和吴军将领陆抗关系暧昧,司马炎却大加褒奖。说穿了,这本来就是君臣二人之间达成默契,对吴国发动攻心战。
羊祜推荐并不擅长骑射的杜预接替自己,镇守襄阳,又上表请留本来要调任的王濬继续主持益州军事,打造战船,司马炎也一一予以采纳。此后伐吴,完全实现司马炎的战略部署:王濬益州水师由西而东,顺流而下,直取南京;杜预襄阳步骑由北而南,扫荡荆州、交州。三个月内,吴国荡平,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这些表现,就不仅仅是知人善任了,甚至可以说是雄才大略。所以《晋书》说司马炎:“明达善谋,能断大事。”不仅仅能断大事,而且还有雅量,雅能容物:“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
在曹丕逼着汉献帝“禅让”、建立曹魏的前后,北方地区的战争已经大抵平息。从汉魏“禅让”到魏晋“禅让”,到灭蜀灭吴,六十年的时间里,虽然有防御蜀汉诸葛亮、姜维的战争,有平定辽东的战争,有和孙吴的战争,但这些战争都发生在“边陲”地区。规模最大的灭蜀之战、灭吴之战,则是速战速决,灭蜀两个月,灭吴也是两个月。
反观吴、蜀两国,虽然与魏国时时发生战争,战争同样也发生在“边陲地区,还有一些战争则是在推进内部稳定,或者扩大与周边的联系。 所以,在这个看似“三国鼎立”、战争不断的时代,无论是在曹魏、西晋统治的中原地区,还是孙吴统治下的东南地区、蜀汉统治下的西南地区,其实都几乎“承平”了半个世纪。尤其在中原,曹魏和西晋还采取了各种政策,发展生产、稳定社会。中原大地,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和富庶的时代,太康时代。
这样,西晋的统一和当年秦的统一就有不一样的特点。秦国曾被东方六国视为“虎狼”,称为“虎狼之秦”,所以秦始皇灭六国后,迅速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机器,以严刑峻法打击异己,整个社会笼罩在“冷酷”之中。但是,西晋统一之前,已经对蜀、对吴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优势,所以,统一的过程也就是走向全盛的过程。战争结束,人口繁殖,经济发展,财富积累,海上贸易、西域交通,也从来没有间断。
伟大时代的到来,令曾经可以说得上是励精图治的晋武帝司马炎志得意满,本来的伟大开始变得平庸,本来值得称道的雅量开始变成放纵,而贵族与生俱来的戏谑,也逐渐演变成行为上的荒诞。如果用“冷酷”二字概括秦的统治风格,那么统一全国之后的西晋的社会风貌,我们可以用另外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放纵“。
有件事情,常被用来说明晋武帝司马炎的放纵。灭吴之前,司马炎已经连续两年在北方选秀女数千人;灭吴之后,又将吴宫的数千南方佳丽弄到洛阳。这样,后宫女子多达万人,晚上到哪个嫔妃宫中过夜成了难题。怎么办?驾着“羊车”,随心所欲,羊车在哪个嫔妃住处停下来,就在哪里住下来。嫔妃们争风吃醋,把竹叶插在门口,把盐汁洒在路上,吸引羊车到来。
不知是司马炎的突发奇想,还是好事者出的荒唐点子,既然是“羊车”,干脆以羊拉车,随心所欲,羊把车拉到哪里,便在哪位嫔妃的宫中住下。话虽如此,羊车到得最多的还是司马炎最为宠爱的胡嫔妃居处。所以,所谓的“恣其所之”,其实是一种“戏谑”,是别出心裁的戏谑、别出心裁的放纵。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司马炎这种别出心裁的戏谑、别出心裁的放纵,既是当时贵族的常态,又在贵族中激发起变本加厉的戏谑和放纵。王恺、石崇之间的斗富,堪称典型。两位贵族斗富,竟然会别出心裁地比拼步障、比拼珊瑚。王恺以丝帛为步障四十里,石崇就以锦缎为步障五十里。什么概念?用锦缎围出一条从天安门广场到首都国际机场的步行甬道。王恺显摆晋武帝赠予的珊瑚,石崇便当众将其打碎,然后以更大的珊瑚进行赔偿。这种放纵的气魄在其他时代还真是罕见。
而如此别出心裁戏谑、别出心裁放纵的王恺、石崇,在当时却是响当当的人物。王恺是曹魏著名经学家王肃之子,又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虽然不拘小节,却才气过人,并且恪守自己的职责,是位能干又勤政的官员。 石崇二十岁为县令,便以才干著称。后来因伐吴有功封侯,仍然好学不倦。 我们看到的王恺、石崇的形象,是极度割裂的,一方面是穷奢极侈,戏谑放纵,一方面却是富有才干,能办实事。
经济繁荣,承平日久,财富,特别是代表财富的“钱”,就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上下放纵,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 虽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富商巨贾就已经受到人们的尊重。 但自有记载以来,还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正在说到的这个“太康时代”,“钱”具有如此的魔力,令世人产生如此的疯狂。古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今人说“有钱就是任性”,至少在太康时代就可以找到它的源头。
任何一个奉钱为神、钱能通神的时代,也一定是一个嗜酒如命、好酒成风的时代。 在西晋,在奉钱为神的时代,还真产生了一位活生生的“酒神”。这位酒神的名字叫“刘伶“。作为闻名当时的酒鬼,刘伶最酣畅淋漓、最放浪形骸的事情自然是喝酒,既可以与人斗酒,也可以一人独饮。
一天,友人造访,但见刘伶赤身裸体,正在家中独自狂饮。友人责怪道:老兄如此放荡,成何体统?没想刘伶反驳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卧室是我的睡衣,诸君不但进了我的屋子,还钻进我的内衣,是谁不成体统?人们经常见到的刘伶,是乘着一辆轻车,既不用人拉,也不用马拉,而是用鹿拉。车上载有酒器,一路之上,自斟自饮。
虽然我们不知道刘伶的出身,但家境应该比较富裕,所以无衣食之忧。由于酗酒,本来瘦弱的身子更加瘦弱,妻子心疼丈夫,一边哭,一边劝,酒过伤身,戒酒养生。刘伶感动,自我检讨:贤妻说得有理,只是酒已如命,不能自制,愿意当着鬼神起誓。妻子也感动,备了酒肉,一起祭拜鬼神。
刘伶沾了谁的光?阮籍、嵇康。阮籍、嵇康乃魏晋之际大名鼎鼎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大名鼎鼎,不是因为像羊祜、杜预那样在政治上有作为，恰恰相反,是因为在政治上不作为。而对于今天的人们,政治上不作为的阮籍、嵇康,影响力甚至比政治上有作为的羊祜、杜预更大。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人之中,年龄最长的是山涛,生于公元205年;年龄最小的是王戎,死于公元305年,前后正好一百年。七人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在司马父子掌权的曹魏后期和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期。由于七人有共同的志趣、相似的个性,时时在嵇康家乡山阳的某处竹林聚会,形成一个群体,被后人称为“竹林七贤”。
政治上无作为的阮籍、嵇康以及以他们为核心的“竹林七贤”的名气大,是因为他们的“反潮流”,在对“钱神”、对名利的追逐风尚中,他们代表着另外一种风尚,这种风尚被阴澹用八个字概括:崇尚虚无、蔑视礼教。
“竹林七贤”的时代,战争已经远去。一方面是社会重现繁华,钱能通神,人人追逐财富,另一方面,又是“禅让”接踵,权力更换,一旦判断错误,跟错了人,可能万劫不复。这个大环境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力求逃避官场、优游林下,追求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享受。“竹林七贤”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逃避和追求。
当然,有时躲得过,有时却躲不过。善于以酒避祸的阮籍躲过了,棱角过于分明的嵇康却没有躲过。嵇康曾得罪了司马昭的心腹钟会，多年以后，趁着嵇康涉及一起案件,钟会向司马昭参了一本,说嵇康等人放浪形骸、败坏风俗,蔑视礼教、蛊惑人心。当时的司马昭正需要通过尊崇礼教收揽人心,借着这个并不起眼的案件,杀了公然蔑视礼教的嵇康。
生得伟大固然名垂青史,死得传奇更是回肠荡气。听说嵇康下狱,已有三千太学生联名上书,为其求情,希望以其为师。这个举动令人感动,但更促成了嵇康的必死。本来就讨厌嵇康的蛊惑人心,留下不更是祸害?要说当时还是比较尊重人性的。嵇康临刑之前,竟然当众弹奏了一曲《广陵散》。
《广陵散》本就充满传奇,嵇康自称,自己多年前投宿洛西华阳亭,夜深抚琴,有不速之客,自称是“古人”,与嵇康畅谈音律,并传授给了嵇康“音律绝美”的《广陵散》,且叮咛不得传给他人。临死之前,嵇康弹了一遍这支美妙绝伦的曲子,宜称:“《广陵散》于今绝矣!”从此世间无此曲,从此也令人痛惜不已,但却成了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的主题曲。
同是崇尚虚无、蔑视礼教,司马昭为何杀嵇康而留阮籍?不仅仅是因为阮籍为府中幕僚,也因为阮籍更加内敛,更会装糊涂,嵇康则是针锋相对,公开挑战,这个影响力就非阮籍可比了。嵇康被杀,阮籍去世,“竹林七贤”的风骨不复存在、精神完全泯灭。尚在的山涛、王戎都选择了皈依礼教、和司马父子合作的道路,成为西晋的重要统治成员,“竹林七贤”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底线,也被“太康时代”“钱能通神”的风尚所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