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马天下

从“八王之乱”到前秦统一中国北方,前后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在这大半个世纪里,北方陷入空前的战乱之中。大量汉人特别是汉人中的世家大族,为了躲避战乱,整个家族从黄河流域涌向江淮一带。由于他们有社会身份,有些还有政治地位,南下的过程中,又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文化习俗,这些文化习俗代表着当时的“主流文化”,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次本来十分狼狈的南迁,冠冕堂皇地称之为“衣冠南渡”。

在这个“衣冠南渡”的过程中,我们得先说说其中的一个家族,就是山东琅玡王氏。 “八王之乱”时,这个家族有两位年轻人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位名叫王敦,一位名叫王导,为堂兄弟,皆一时之人杰,但品性截然不同。堂兄王敦年长十岁,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襄城公主为妻,是西晋的“驸马都尉”,从小胸怀大志,为人沉毅,但沉毅之中夹着做慢和残忍。堂弟王导也是胸怀大志,但气度更为恢宏,为人处世也相对宽容。

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出二人性格乃至人性的不同。 王恺经常置酒待客,高朋满座。一次,王敦、王导兄弟被邀请赴宴,王恺让女伎吹笛助兴。也许是因为心里紧张,也许是因为心有旁骛,声韵偶有小误,王恺觉得丢了自己的面子,当即命人将女伎殴杀。见王恺如此残忍,赴宴宾客尽皆失色,唯有王敦,神色自若。

又有一次,仍然是王恺设宴请客,为了让客人喝得高兴,让美女劝酒。王恺的名堂很多,告诉大家,如果客人饮酒不尽兴,则将劝酒的美女处死。 当劝酒劝到王敦、王导席位时,王敦故意不喝,要看看王恺到底怎样处置。劝酒的美女失声痛哭,王敦不为所动。王导本来没酒量,因为担心这位无辜女子受罚,勉强将觞中之酒一饮而尽。

比起参与内战的“八王”,“琅玡王”的血缘相对疏远,实力也有所不济,十五岁的司马睿持“恭俭退让”的态势,远离斗争旋涡,以求自保。由于都在琅玡,又都是世家大族,所以王敦、王导兄弟和司马睿有比较多的交往,王导和“琅玡王”司马睿同岁,关系更为亲密,司马睿器重王导的见识和谋略,王导看重司马睿的沉敏和气度。

机会和运气终于来到了,朝廷命司马睿出镇下邳,后来又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司马睿当即请王导为“安东司马”,密谋策划下一步的行动。王导给司马睿出的第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建议,就是渡过长江,占据建康。把建邺作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驻地。

建邺最为响亮的名字是“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又称“石头城“。《晋书·王导传》说,当王导等人陪同司马睿徙镇建邺之后“吴人不附居月余”。来到建邺一个月,当地人根本不买账、不答理。 虽然如此,江南的人们对于中原的文化、中原的制度却是向往的。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所以王导导演了一幕情景剧,来引导当地士人, 让他们接受来自中原、来自晋王室的司马睿。

王导选择了最临近的一个传统节日,就是上巳节， 按中原汉民族的习俗,每年的这一天在水边举行祭礼,洗污除垢,消灾去祸,祈求吉祥,后来就固定在三月初三日。这个习俗也叫作“禊事”。 王导选择的这次“禊事”,应该是在公元307年春。司马睿和王导等先到建邺,王敦后至。王导和王敦商议: 司马睿虽然是“琅玡王”,但尚不为人知,王敦却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地位,王导要借助王敦,来提高司马睿的地位。

到了“楔事”的这一天,让司马睿盛装出镜,乘着轿子,前后左右仪仗排列,王敦、王导兄弟以及来到建邺的中原“衣冠”名士,骑马跟随,场面极其壮观。当时在建邺的江南名士纪瞻、顾荣等人开始并不把司马睿当回事,一看到这个场面,觉得自己太不识时务了,如果不改弦易辙,以后的日子可能不是太好混了,于是,“相率拜于道左”。

纪瞻、顾荣是江东士人领袖,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的归附,在江东“精英”中起了表率,司马睿等中原“衣冠”开始被江南“衣冠”所接受。王导趁热打铁,劝司马睿广泛招揽当地精英,建立起南北“衣冠”的同盟。

一个新的政治中心正在建邺形成。“永嘉之乱”之后,更多的北方“衣冠”之族来到了江左,来到了建邺 。由于接下来西晋的一些官员在长安拥立司马邺即晋愍帝,为了避讳,“建邺”更名为“建康”。316年,晋愍帝司马邺在长安被匈奴刘曜俘虏, 317年农历三月,司马睿在王导、顾荣等南北“衣冠”的劝进声中,在建康称“晋王”。历史上将此视为“东晋”政权建立之始。 第二年,公元318年,晋愍帝在平阳被害,司马睿也就顺理成章地即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说的“晋元帝”。

东晋建立之时,北方正处在极度动荡之中，鲜卑人、氐人、羌人趁机发展势力，这就给东晋“北伐中原”、“收复故都”提供了机会,首先提出“北伐”并付诸行动的是祖逖。祖逖来到江南之后不久,即上书驻镇建邺的“安东将军”的司马睿,请求北伐。司马睿当时正在王导等人的帮助下经营江南,无暇北顾,但为了鼓励祖逖的积极性, 以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

对于司马睿当时的处境,祖逖应该也有认识,他要的只是“政策”,是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公元313年,也就是“永嘉之乱”后的两年、祖逖来到江南的第二年,即以“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身份,带着追随自己来江南的百余家“部曲”,踏上了“北伐”的征程。

渡江之后,祖逖继续北上,直抵淮河南岸,屯于淮阴,铸造兵器,招募军队,连同往日部曲,得二千余人而后进。 与祖逖正面对抗的,是“五胡”中最为凶悍的石勒的部队,祖逖出奇谋击溃石勒从弟石虎的五万军队,致使石勒部在一段时间不渡黄河,黄、淮一带大部为祖逖所控制。

为了缓和南方的压力,石勒命人修缮祖逖母亲的坟墓,又致书祖逖希望通使互市。祖逖不复书而许互市,军饷得到保障,民众也有实惠。祖逖在控制区勤修武备、奖励战士,劝课农桑、埋葬枯骨,得到当地民众的拥戴。

司马睿虽然在江南称帝,重建“晋”的统治,但内部的矛盾迅速发展,根本无法对祖逖提供支持。那么,东晋政权刚刚建立,有哪些矛盾呢?我们先说第一个矛盾:成也王氏,败也王氏。

“琅玡王氏”的王敦和王导兄弟,为司马睿在江南的立足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威望、地位和权势也越来越高。这样一来,反倒使得司马睿更加没有了信心。就在即位做皇帝的那一天,司马睿竟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拍拍“御座”,请王导和自己共坐“御床”。这王导能坐吗?不能啊!司马睿邀请再三,王导再三推辞,最后说了一句话:“ 您是天上的太阳,太阳只能是一个,而且必须高高在上,否则,怎么普照天下呢?”

故事在民间不胫而走,各种版本都有,越传越离奇。虽然说这个时候王敦、王导兄弟仍然是真心实意地在辅佐,但王敦在外总领兵权,王导在内掌握朝政,子弟门生布列朝廷,好事者又传出了新的民谣,说是“王与马,共天下”。

性格使然,王导固然小心谨慎,王敦却是骄横跋扈。随着地位的变化,司马睿也越来越看重自己的形象,同时也担心王家势力过大,无法控制,于是培植了一些自己的心腹,逐渐疏远王导,同时削弱王敦的兵权。王导虽然内心不平,表面却是处之泰然,因而得到上上下下的推崇;王敦受不了委屈,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君臣之间,遂成嫌隙。

令人不解的是,司马睿不但在猜忌王氏兄弟,对于威望日益增长的祖逖,也凭空生出猜忌,派了一位名叫戴若思的官员为都督,总揽北方战事,祖逖受其节制。祖逖对东晋政权的这一安排极其不满。朝中君臣离心离德的消息不断传来,北方战事又困难重重,孤军深入的祖逖不觉忧心忡忡,公元321年八月,忧愤而死,时年56岁。

祖逖一死,不仅“北伐”成为泡影,本来对祖逖有所忌惮的王敦放心了,公开向东晋朝廷挑战。公元322年正月,也就是祖逖死后不到半年,王敦在武昌起兵,公开的旗号是“清君侧”,刚刚组建的东晋政权,面临着它的第一场大危机。 王敦请诛的,是司马睿提拔起来用以分王敦、王导兄弟之权的刘隗和刁协。

司马睿虽然态度坚定，但东晋政权却很羸弱,并无力量与王敦相抗衡。 王敦一路势如破竹,直抵南京城下,守城将领开城迎人。司马睿见形势危机,不但念王氏之旧情,也念刘隗、刁协之情,当二人兵败入见时,司马睿抓着二人的手,泪如雨下,让二人出逃避祸。

二人表示誓死捍卫皇室,但司马睿执意遣送二人离京,并给予兵马。结果,刁协在出逃途中被杀,首级送到了王敦的军前,刘隗则投奔了石勒。那么,王敦将如何处置司马睿,东晋的这次危机将如何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