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庶族

司马睿的皇室和琅玡王氏的矛盾公开爆发,王敦领兵攻入南京,这个时候的南京已经不叫建邺而叫建康了。刚刚建立的东晋政权,面临着它的第一场危机。几乎所有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们都认为,这场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旨在重新建立君主权威的司马睿通过提拔心腹、疏远王氏、削弱士族的权力,因而打破了皇室和北方南迁“衣冠之族”的“均势”所致。

司马睿建立东晋,靠的是南北士族联盟的支持,“琅玡王氏”王敦、王导兄弟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要维持这个政权的存在,当然也是以这个政权为依托,维护南北士族共同的利益 。 在这个“大格局”中,东晋政权包括它的“开创”之主、死后被尊为“元帝”的司马睿,既代表着一个方面的利益,又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器。

一旦这个协调器想扩大自身的利益,想强大为控制器,均衡就打破了,必然引起各大家族的不满。人们对被司马睿冷落的王导普遍持同情态度、对王敦的起兵持观望态度,就是这种不满的表现。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某个家族势力过大, 同样也会打破这种均衡,引起皇族和其他家族乃至本家族其他势力的不满。当王敦领兵攻入南京并以此扩大自己的权势时,受到各方面的谴责和抑制,就是这种不满的表现。

正是在各种势力的牵制下,王敦尽管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政治上却输得一塌糊涂,只好灰头土脸,退回武昌。司马睿经过这次折腾,面子丢大了,既愧又怒,一病不起,在王敦起兵的当年、公元323年闰十一月,病逝于南京,时年四十七岁。

王敦既无自知之明,也缺乏对大局的认识,在得知司马睿去世的消息后,又蠢蠢欲动,甚至做起了皇帝梦,虽然已经身染重病,却再次派兵进攻建康,这就更加不得人心了。结果前方兵败,后方兵变,王敦身亡，传首南京,印证了当年王导的预言。王导曾预言,王敦一旦权力膨胀,必然不得善终。

司马睿死后,被追谥为“元”,庙号“中宗”,后来人们称之为东晋“元帝”。儿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明帝从小经历动荡,对政局忧心忡忡,向老师王导咨询祖宗创业的历程,想从中汲取力量。王导把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祖孙三代如何“三马共槽”,夺取曹氏天下的故事详细向明帝讲述。可能王导是想用祖宗创业的不易来激励明帝,其中可能也包含着对司马家族行事的残忍进行谴责,甚至是在警告明帝,不要因为聪明而轻举妄动,重蹈父亲元帝的覆辙。

结果,明帝并没有从祖宗的故事中汲取到力量,却为祖宗的行径感到耻辱，不由得失声痛哭:“ 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夺取政权,这个政权能长久吗?“带着这样自责做皇帝,这个皇帝又怎么做得长久?公元327年初,明帝司马绍病逝,时年27岁,在位不到四年。

临死之前聪明的明帝玩了一次聪明。玩什么聪明呢?尽管王导不断在警告,但明帝仍然有他父亲元帝一样的心结,强大皇室心结。怎么办?明帝选择了信任司马氏的自家弟兄。当时南迁的“五马”中,除了琅玡王司马睿家族,还有南顿王、西阳王等家族。明帝病重时,不见外姓,唯与司马诸王亲近。这又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扩大司马氏利益、削弱南北士族利益的信号。

人们担心,如果明帝去世,鬼知道这些司马们会弄出什么样的“遗诏”。但是,司马氏的算盘被人搅局了。搅局的是一位北方的“庶族”庾亮。庾亮家族来自河南颍川,为“颍川庾氏”。虽然都来自中原,但这个被庾亮自称为“庶族”的“颍川庾氏”,自然不及“士族”“琅玡王氏”显赫。“衣冠南渡”的时候,庾亮的家族来到了会稽,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

司马睿经营江东时,有人推荐了庾亮。司马睿一见庾亮,大喜过望,既欣赏他的貌相气概,又佩服他的谈吐见识,不但以庾亮为“丞相参军”,而且爱屋及乌,礼聘庾亮的妹妹为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帝司马绍的太子妃。司马睿对庾亮的如此厚爱,显然有用庾亮这样的“庶族”加强司马氏的势力、对抗王导等“士族”的深意。

“树欲静而风不止”。明帝病重时亲近司马氏兄弟,试图打破皇室与士族之间的均衡,庾亮不得不挺身而出。他以外戚的身份,代表着外廷的士族、庶族,直入卧内见明帝,声泪俱下,陈述利害,让明帝自己做出抉择:或者继续亲近西阳、南顿诸王,晋室必然瓦解;或者恢复对王导等大臣的信任,晋室可能得安。在这个过程,庾亮的妹妹、明帝的皇后应该也起了重要作用。

庾亮兄妹的工作,终于使还算明白的明帝没有被聪明所误,让庾亮和王导一道受遗诏辅佐幼主。庾亮以他的特殊身份,化解了一场可能的风波;但此后,又以他的书生气,引发了更大的风波。

明帝死后,儿子成帝六岁继位,皇后庾氏成了“太后”。在这“主幼国疑”的形势下,皇帝的舅舅、太后的哥哥庾亮做了“中书令”,迫不得已而又自然而然被推到政治中心。 庾亮以振兴晋室为己任,却成了各种矛盾的焦点。作为执政,庾亮至少得和三种势力斡旋。第一,司马诸王的势力。 第二,王导为首的士族。 第三,当时一些正在崛起并且在平定王敦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势力。

庾亮有效忠东晋皇室的决心,但缺乏王导那样协调各种势力的耐心和手段。对于司马诸王,庾亮采用了快刀斩乱麻的雷霆手段。南顿王司马宗口出怨言,庾亮以谋反罪将其诛杀;老谋深算的西阳王司马羕则被降为弋阳县王,其他诸王也受到牵连。这就和王导恪守的“镇之以静”的思路大相径庭。

司马家族怨恨,士族、庶族侧目,但大家还都是“秀才”,口有怨言,没有行动。一旦碰到“兵”,庾亮就难以收拾了。庾亮恰恰又是碰到了“兵”。什么“兵”?苏峻和祖约 。祖约是祖逖的同胞弟弟。祖逖死后,祖约没有继承哥北伐的遗志,却继承了哥哥对东晋朝廷的不满,也接管了哥哥留下的部队。

苏峻来自山东,和祖逖一样有担当,为人仗义。“永嘉之乱”前,苏峻组织义军,保护家乡,在当地闯下了极大的名头;“永嘉之乱”后,苏峻和祖逖一样,也带着数百家南渡,这都是打仗的本钱,被东晋朝廷封为“鹰扬将军”。祖逖、祖约兄弟可以算得上是“大族”,却称不上是“士族”,苏峻充其量是个“庶族”出身的秀才。一旦有了军队,他们都成了“兵”。

祖约和苏峻的军队都驻扎在长江以北,防御北方的石勒、石虎,同时,又是平定王敦的功臣。王导对他们的手段是既防范又安抚,但庾亮偏偏和他们抬起了杠子。被庾亮以谋反罪诛杀的南顿王司马宗有一个部下,投奔了苏峻。庾亮以朝廷的名义,责成苏峻将其交出。苏峻不从，庾亮决心树立朝廷的权威, 于是征调苏峻来南京任“大司农”。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庾亮太过分,苏峻更认为庾亮这样做,不但是在剥夺他的军队,而且要他的命。于是，苏峻与祖约达成了联盟,共同起兵,口号是杀庾亮、清君侧。 结果,乱军攻破南京,烧杀淫掠,生灵涂炭。乱军占领皇宫,皇帝被挟持,太后也就是庾亮的妹妹被逼死,皇宫被烧毁。

庾亮逃到寻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当庾亮对局势一筹莫展的时候,又有人挺身而出了。谁?陶侃。陶侃的横空出世,让北方的士族真正领略了南方“庶族”的风采。 陶侃的父亲曾在三国时期的吴国任职,但整个家族并不显赫。如果说庾亮自称“庶族”稍有谦虚,陶侃的家族则是名副其实的“庶族”,而且是土得不能再土的南方庶族。

当年，王敦兵败被杀,陶侃被晋明帝调回荆州,不但做荆州刺史,而且都督荆、雍、益、梁四州军事,加“征西大将军”。陶侃来到荆州,据记载是“楚郢土女莫不相庆”,在他的治理下,荆州百姓安居乐业,城乡夜不闭户

陶侃的这一安排,也体现27岁去世的晋明帝之“明”。他是在借助既有崇高威望又有极强行政手段、军事能力的南方“庶族”陶侃,对抗仍然拥有很大势力的北方“士族”,在建康、武昌的上游,建立一个效忠于晋皇室的军事重镇,与当年元帝司马睿是同一个思路。

果然,明帝对陶侃的安排很快就换得了回报。庾亮逃到寻阳,陶侃捐弃前嫌,在各路晋军和庾亮的真心拥戴下,为盟军主帅,顺江而下,一举扫平苏峻、祖约叛军,解救了被挟持的小皇帝,“再造晋室”。

庾亮、陶侃的相继崛起,给社会释放了一个十分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庶族”势力的崛起,他们成为东晋皇室的有力支持者。东晋政权在南北士族和庶族势力的共同扶植下,进入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