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对为他做寿,生日那天最多加一碗“长寿面”而已。然而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几次“长寿面”,往往酝酿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情。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六十周岁的毛泽东,准备离开北京到杭州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动身前却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给耽搁了。
事情起源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掌握“经济内阁”大权;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高岗和饶漱石是很受中央器重的 。
但是,高岗、饶漱石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于自己的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后来,他发觉毛泽东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暗窃喜,以为刘少奇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
于是,他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高岗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目的是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唯一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毛泽东针对高岗等人的行为,尖锐地指出:现在王国甚多,八百诸侯,谁也管不了谁,有极少数人是坚决反对集体领导的。毛泽东这不点名的批评,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针对高岗、饶漱石的。
高压之下,饶漱石的锋芒有所收敛,但高岗却愈加地走火入魔,摆出了一副不打倒刘少奇决不罢休的架势。就在毛泽东走近60岁之际,高岗的“倒刘”活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到处找人谈话,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拱倒刘少奇。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的有二十来人,毛泽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出示了他的第二张黄牌警告:“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会场里静极了,与会者都注视着毛泽东,等待着他下一句说出这个“别人司令”是谁,但毛泽东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其实毛泽东已经指明了“东交民巷8号”,还有谁不知道“别人司令”是何许人也?
当天下午,毛泽东就放心地去了杭州,全力投入到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之中。因为中央的事情他已经做了安排,在他的两张黄牌警告之后,往往就是一张“驱逐下场”的红牌,剩余的事情就留给同志们去收场吧。
1955年3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做《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一场在毛泽东六十岁诞辰前后进行的反对“高饶”斗争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