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工作主题从纠“左”变成了反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九个月的纠“左“被打断,”大跃进“的失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而”大跃进“的弊病也明显暴露。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以及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催逼贷款,中国进入了经济极度困难的时期。
195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建国十周年。在中南海丰泽园内,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和电报,饥荒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发来饿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才能看到。
为了战胜困难,毛泽东决定亲自下去调查研究,摸清情况。10月下旬,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列车驶入山东境内,土地干旱龟裂,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透过车窗映入毛泽东的眼帘。进入安徽后,土地更荒凉,几乎看不到像样的庄稼。列车到达合肥正是晚上,整夜城市都沉浸在黑漆漆的夜色中,原来长江水流枯竭,也不能发电了。
一路上,毛泽东沉默不语,思绪万千。31日,毛泽东来到了杭州。毛泽东一到刘庄,全国各地的文件、电报接踵而至,几乎全是报告灾情和饿死人情况的。毛泽东的心在颤抖,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毛泽东看看大家,哽咽着说:“全国不少地方遭了灾,许多老百姓在挨饿,我们是不是不吃内、不喝茶了?我们带个头好吗?“
卫士们不知如何回答。他们跟随毛泽东多年,太熟悉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了。毛泽东没吃过任何滋补品,如果说吃过,那就是红烧肉了。他喜欢吃红烧肉,尤其喜欢吃五花肥肉。毛泽东茶瘾也很大,对西湖龙井更是情有独钟。毛泽东的工作量大得惊人,睡眠也没有规律,如果把一周吃两次红烧肉和喝茶的习惯改变了,那怎么能行?毛泽东见大家面有难色,又进一步解释:“人家逼债,我们少吃一点肉,争取三年把债还清。“
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带这个头啊?”大家都爽快地回答:“愿意!”毛泽东听后高兴地宣布:“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饥饿风在中国大地上蔓延。这一年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由于营养不良,缺少蛋白质,毛泽东和很多群众、干部一样得了浮肿病,脚背和小腿肌肉一时都失去了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