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临武汉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成员、萧华、杨成武开会。他在会议一开始就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做出了自己的安排：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调；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看看时，立刻遭到大家的反对。特别是武汉，大家一听都直摇头。因为武汉从头一年的12月起，两派就开始武斗。进入1967年，在“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武斗更是不断升级，发生了多起伤人死人的流血冲突。到了5月，造反派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开始搞起全市性的绝食斗争。武汉大街成了军事设施密布、枪声不断的战场。

武汉的情况，毛泽东已从各种汇报中得知了大概。但临危不惧是毛泽东的个性，他依然信心满满，“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武汉的乱局，更加坚定了他要去华中地区看看的决心。此时，毛泽东有一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概，更有一种对旁人所谓”天下大乱“一探究竟的欲望。

中央关于解决武汉的问题，已经有了四点指示作为基调。这四点指示的大意是：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周恩来明白，这个带有倾向性的解决意见，搞不好会带来更大的风波，从某种程度讲，毛泽东此行正在驶向矛盾旋涡的中心。

毛泽东出发事宜全部到位时已是半夜。7月14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启动，由北京驶往武汉。晚上9时许，专列抵达了武汉武昌车站。铁道部门获悉有中央领导将抵达武汉，站台上实行了戒严。当毛泽东悄然下车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的大标语。

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二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党委书记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的一批造反组织头子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虽然稳定了武汉地区局势，但也引起各造反组织的不满，同时引起了林彪、江青等的高度关注。

当时武汉军区处在被挤压的两派都不满意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责的多重夹缝中，举步维艰。正是此时，毛泽东抵达了武汉。7月15日和16日这两天，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

大家谁也没有想到，谢富治和王力在见了毛泽东之后，不顾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公开了他们的身份。这无疑给武汉的造反派打了一针强心剂。周恩来见事已至此，只好让他们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并希望借此来遮蔽毛泽东就在武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