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源寺到江西吉安

清晨刚过7点，就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年多的竺可桢就和几名下属一道，坐学校的公车赶往郊外。途中，他买了一份《东南日报》。报上的一条消息让他神情凝重。消息说：昨天，九十多架日军飞机分五次空袭南京，下关电厂、中央广播电台等重要单位均被炸毁。

这是1937年9月26日，星期天。两个月前卢沟桥事变后，许多人忧虑过的日本全面侵华已经成为大牌国土沦陷的现实。与杭州近在咫尺的上海，此时中日双方投入了超过一百万的军队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恶战。当天上午10点，日军飞机飞临杭州，在西湖上空环绕盘旋，并开枪向地面射击。

那天清晨，竺可桢一行要去杭州郊外西天目山中的禅源寺，他要为岌岌可危的浙江大学寻找一个安全的办学地点。战争迫近，时局动荡，他领导的浙江大学，必须迁移。但到底迁往何方，又将迁移多久，竺可桢也没底。

西天目山中建于明代的禅源寺，是江南地区的名刹。一年多前，竺可桢曾到寺中，为在那里举办的临安、昌化、於潜三地自治推广人员训练班致开幕辞。四十多亩的占地面积和五百多间房舍，给竺可桢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因此，他决定把浙大的二百一十名新生安顿在那里。第二天，这批浙大新生就在禅源寺开学了。一边是出家人的暮鼓晨钟，一边是读书人的格物致知，出世的梵音与入世的书声和谐地交织在鸟鸣与泉咽中。

西天目山的和谐与宁静没能维持多久。两个月后，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尽管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同时也意味着包括杭州在内的江南地区沦入敌手已是早晚之事。浙大西迁，终于从一年级新生暂留天目山，变为全校性的大撤退。

至于曾庇护过浙大学子的禅源寺，两度遭日机轰炸。1941年4月15日，在汉奸点燃的烟雾引导下，日机将禅源寺炸成一片废墟，唯有山门和天王殿还兀立在火海中。浙大师生的西迁之路是从富春江开始的。

在迈出西迁第一步时，竺可桢考虑得很长远：鉴于武汉、重庆和长沙等大城市已有大量机关、工厂和高校迁入，运输困难、供给困难和住宿困难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因此，他的意见是搬到西南较为偏远的小城甚至乡村。

但上千公里的西迁，无法一蹴而就，只能分步完成。第一步，他选择了富春江上游的建德。今天的建德市区在千岛湖东岸十余公里处，八十多年前，浙大师生寄居过的建德县城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下游几十里外的梅城镇。那时，梅城才是建德县城，要到20世纪50年代，县城才从梅城迁往白沙。

在梅城，自西向东的新安江与自南向北的兰江交汇，始称富春江。梅城不仅水运发达，且建有基督堂和天主堂—几乎顺理成章地，浙大借用基督堂的房子做教室。今天，梅城仍有府前街，周边还有苏步青故居和胡刚复故居—他们都是浙大教授，只是，竺可桢的故居已经拆除了。

浙大在建德停留了三十九天，这个建置于三国时期的古县破天荒地有了一所来去匆匆的大学。小城居民只有一万，而浙大师生就有一千多，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碰到浙大师生，时人都称建德是大学城。

从杭州到建德，绝大多数师生都走水路，即从杭州溯富春江而上。杭州至桐庐，乘坐由轮船拖动的木船，每船可坐一百八十人；桐庐至建德，改乘小船。半夜时分从杭州出发，早晨八九点抵桐庐，下午四五点到建德。

1937年11月20日，竺可桢从广播中听说国民政府已迁重庆。同日，日军占领苏州，逼近嘉兴，建德已非久留之地。于是，第二次迁移开始了。这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泰和的校舍根本没法入住。不得已，只得暂时搬到泰和附近的吉安。

江阔水深的赣江从吉安城中流淌而过，水势渐缓，江心形成了一个长一千五百米、宽五百米的小岛，它的名字叫白鹭洲。夕阳下，可以看到右侧的江心，一座绿意盎然的小岛，如同一艘巨舰。白鹭洲在吉安家喻户晓，乃是吉安文脉所在。

如果说从杭州本部或是禅源寺迁往建德只是一次短途旅行的话，那么从建德迁往吉安却是一次充满危险的长途跋涉。上千名师生及家属水陆并进，分三批进入江西，约定一周内在当时的猪蹄枢纽玉山会合。学校在沿途的兰溪、金华、常山、南昌和樟树设立中转接待站。至于校长竺可桢，从坐镇玉山，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寻找车辆。

从建德到吉安，公路和铁路距离约七百公里。浙大师生于1937年12月24日，也就是杭州沦陷那天出发，直到次年1月20日，也就是农历春节前才踏上了江水环绕的白鹭洲。二十五天里，每天只能行进不到三十公里。

在吉安，浙大师生借用吉安中学和乡村师范校舍，补上了因迁移而耽搁的课程，随后举行期末考试。当地人都不理解：兵荒马乱的还考什么试啊？然而，这所流浪中的大学，就像在西子湖畔时一样，保持了一贯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