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八千里

1938年7月，正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接到一封电报。电报坐实了几个月来他一直担忧的事：随着日军进逼，华中大学所在的武汉岌岌可危，学校必须搬迁。

接到学校盼归的电报后，韦卓民立即结束讲学，匆匆启程回国。1938年8月15日，他从香港飞抵桂林时得知，他的学生和同人已经从武汉迁到了桂林。那时，尽管他早就知道内迁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他没有意料到，等他再次踏进武昌华大校园时，时间已过去八年。

韦卓民是1937年6月出国的，他刚到英国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帷幕。那时，他已经富于远见地意识到，战争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早晚会被战火波及。他从英国写信回校，极力主张内迁。

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校董会和代理校长采纳。即使到了当年年底，在南京业已陷落，武汉遭到直接威胁的危急时刻，代校长黄溥仍认为立即搬迁并不明智。因为，一方面，此时的华大正在用韦卓民从美国拿到的四万美元庚款大兴土木；另一方面，黄溥等人认为，由于学校具有英美教会背景，纵使日军攻占武汉，华大仍有生存空间。

直到1938年夏天，日机将炸弹扔进与华大一墙一隔的天主堂时，华大才有为十四名毕业生举办完学位典礼后，正式决定内迁。与未雨绸缪的厦大、浙大、复旦相比，华大晚了一步。可供华大选择的目的地有两个，一是位于湖南西部的沅陵，一是位于广西东北的桂林。两相比较，桂林胜出。

华大师生的西迁之路，是由武汉南下，经长江、衡阳和全州，到达桂林。1938年7月10日，华大师生从武昌登上了一条拖着两艘驳船的小火轮，溯长江而上，在岳阳进入洞庭湖，穿洞庭湖后再溯湘江而下，抵达长沙。这一路，耗时五天五夜。

在长沙等待七天后，华大师生再次上路，前往衡阳。原本，长沙到衡阳仍有湘江水路可通，只是无法通行带有驳船的小火轮。于是，华大师生弃舟登岸。两地相距不过两百公里，华大师生的火车却走了十六七个小时。

不过，当他们为汗臭苦恼时，他们不知道，充斥着汗臭的火车，以后也将是奢望。衡阳到全州的铁路属于湘桂线的一段，1938年10月建成通车。华大师生由衡阳前往桂林是在1938年8月。就是说，湘桂线当时还没有正式通车，他们搭乘的，乃是校方动用关系才得到特许的工程车。

工程车车厢均为敞篷，堆满铁轨，师生们就坐在铁轨上，行李放在中间。搭乘这样的火车当然很危险，西迁负责人桂质廷教授一再告诫学生：互相提醒，千万不能打瞌睡，以免睡着了摔下去。

当敞篷火车上的师生被一路飞扬的煤灰染得满面乌黑时，他们终于抵达了桂北群山中的全州。休息几天后，又分乘汽车，从全州赶往桂林。至此，耗费一个月时间，华中大学师生终于把武昌昙华林的课桌，搬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

二十多年后，韦卓民回忆说：“当我由美国飞香港转道到达桂林时，已是8月15日，学校师生先几天到了桂林，当询及搬迁情况，才知从武昌运来的图书不过百分之四五，仪器不及四分之一。”

作为华大的主要缔造者，韦卓民得知这一情况，大感心痛，立即派人回武昌抢运。然而，“水路交通业已阻塞，损失甚大”。即便之前装箱抢运出的仪器和设备，也在10月份才送达，“这严重影响了理学院几个系的教学进度”。

乐群路是桂林市中心的一条小街，距离堪称桂林地标的独秀峰只有几百米。乐群路上，一道不起眼的大门，是乐群路小学入口。这所普通的小学，曾是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校址，也是迁到桂林的华中大学的落脚点。

很快，华大师生就发现，桂林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随着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已是西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的桂林遭到了日军的狂轰滥炸。甲天下的风光虽好，桂林却不是久留之地。

华大师生只得再次启程。这一次，他们要去一个更为遥远的地方。那就是此前绝大多数华大师生从没听说过的云南喜洲。从桂林迁喜洲，其难度，远大于从武汉到桂林。按当时的交通条件，甚至，华大师生不得不绕道越南。

当天，抵柳州；次日，抵南宁；第三天，抵镇南关（今名友谊关）。从镇南关出境，师生进入越南。在越南东塘坐上火车后，经谅山达河内。在河内休整一天，再坐上通往昆明的火车—在中国东部沿海全部沦陷而滇缅公路尚未通车时，这条铁路是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由于仪器、大件行李以及图书等波及过海关，不能也走越南，薛世和教授等人便押送着这些东西经柳州、贵阳至昆明，虽然路途要短些，行程却更艰难。

在昆明略微休整后，师生继续西行，交通工具仍是卡车。1939年3月底，经过十多天行旅。华大师生终于走进了苍山下、洱海边的那座古老而宁静的小镇。对这次内迁，韦卓民总结说，华大师生“计阅一年举校播迁者再，长征八千里，而总计学生缺课不满六周，占全学年五分之一，员生艰苦至可钦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