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大理，富喜洲
这几年，我三次造访喜洲。每一次，都会想起老舍先生几十年前对喜洲的描述。1941年10月，老舍与著名古琴家查阜西一道，从昆明前往喜洲，为华大学生讲学三次。及后，他在《滇行短记》里写下了他对喜洲的印象：
“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栋……山水之间有这样一个镇市，真是世外桃源啊！“
大理境内，四千多米的苍山，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檐。十九座山峰发源了众多溪流，溪水汇聚于苍山之麓的湖泊中。从高处看，湖泊状如人耳，故名洱海。环洱海一周，都是宜于农耕的平原，称为洱海坝子。喜洲，就坐落在洱海西岸的坝子上。
交通枢纽的位置和平坦肥沃的土地，使得喜洲从多山的大理脱颖而出，早在784年，南诏王异寻就定都喜洲。后来成为华大师生庇护所的大慈寺，就是那里兴建的。喜洲地处茶马古道，自古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
肇自近代，闻名遐迩的喜洲商帮崛起，造就了严、董、尹、杨等巨富家族，遂有“穷大理，富喜洲“之说。镇里绅士捐资兴建的苍逸图书馆和五台中学，在抗战时候看起来都觉得堂皇富贵，颇堪羡慕。
大慈寺其实包括三部分，即大慈寺、文庙和张氏宗祠。大慈寺系唐代始建，明朝成化年间重修；文庙乃元朝遗留；张氏宗祠则是曾任中国同盟会总干事和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张耀曾的家祠。张家祖籍凤阳，元朝时迁居喜洲，诗书传家，历史上曾出过多位进士。
这三座连成一片的房舍，在华大接手后被合理布局。大慈寺大殿最为宽敞，适合做礼堂。大殿前的厢房充当教室，大殿后的厢房充当办公室—校长室、秘书室、教务处、注册处和会计室等部门都挤在几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
文庙辟作图书馆。庙前空地一侧，新起了两栋简易的两层木制小楼，一栋分给物理系和生物系，一栋分给化学系。张氏宗祠的正殿以及正殿前的厢房，做了教师休息室以及文学院、教育学院各系的办公室和研究室。现今大慈寺一侧是一所小学，当年是一片空地。华大租下这片空地稍加平整，便是一座颇为理想的运动场。
华大师生宿舍分散在镇上各处。这些宿舍，要么是大户人家腾租的院子，要么是各大姓的祠堂。其中，女生宿舍是一处四合院民居，每间屋子放四张两层的床，中间再放几张小书桌，住八个人，离学校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是最令人满意的地方“。男生宿舍有两处。
喜洲当地，有十几个大家族，每一个家族都至少有一座宗祠。这些宗祠的厢房，便成为华大教职工最理想的居所。整个院子都租给华大的情况极少。最理想的住房是宗庙两翼的厢房，族人只在每年特定时间里祭祖宗时才有所打扰。
当时，喜洲最富有的严家、董家，每年都会捐一笔钱给华大。当地人操办红白喜事，一定要请华大师生吃席。按当地风俗，这种流水席要摆三天，华大的男生们总是毫不客气地去大吃几顿，只有教授和女生顾及面子，仅去一次表示祝贺。
喜洲濒临的洱海，面积达两百五十多平方公里，是一座高原断陷湖。洱海与苍山相偎相生，风景绝美。并且，洱海多鱼，华大师生有时便下水打鱼或是钓鱼，以此改善生活—当然，洱海还有另一大功用，那就是天然的游泳池。
由于地处边陲，喜洲不仅生活单调，尤其严重的是缺医少药。距喜洲最近的一所稍微像样的医院，远在大理城区。刚到喜洲那年春天，一种传染病在喜洲流行，好几个教职工的孩子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夭折。
华大的传统是以严格著称，尤其入学考试。但是，搬迁喜洲后，生源水平远不如武昌。不得已，学校只得降低了录取标准，但同时采取了宽进严出政策：学生入学后即举行分班考试，尤其看重英语。
考试成绩差者，编入英语先修班，先修班英语及格，第二学年才能读大一英语。两年后，必须通过一次中期考试，中期考试合格者，准许升入三年级。否则，继续读二年级。于是，读两个甚至三个二年级的学生不乏其人。
及至三、四年级主副科全部修完，再进行一次毕业考试。毕业考试合格后，还得用一年时间撰写毕业论文。只有毕业论文也合格了，才准予毕业。华中大学早年形成的“重质不重量“”中期考试“毕业总考试”等高标准要求习惯，并没有因西迁而稍微马虎。在二楼展厅，我看到了一张长长的图表，那是当年华大在喜洲时的教师名录。从名录可知，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教师都毕业于欧美名牌大学并获得了博士—至少硕士学位。
华大偏处西南，几乎与世隔绝，要聘请知名学者任教并非易事。不过，韦卓民千方百计利用其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聘请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有名望的教师—如文学理论家游国恩，古文家钱基博，文献学家阴法鲁，社会学家许烺光等。
由于有教会背景，华中大学自始至终都有十几位来自英、美、德及瑞典的外籍教师，他们大多也是国外知名大学的教授。此外，华大不想方设法邀请知名人士到校讲学，史学家钱穆，作家老舍、端木蕻良，数学家熊庆来，社会学家费孝通，画家徐悲鸿，美国学者费正清，英国学者李约瑟等人都曾为华大学子传道、授业、解惑。
国民政府曾有意让韦卓民出任教育部部长，但他更愿意在边远的喜洲做一个大学校长，遂婉言谢绝。后来，国民政府又将他选为参议员，但他去重庆开了两次会之后就请假不去了，坚持躲在喜洲这个西南边陲小镇继续他春风化雨的教书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