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变的边陲

云南是一个边远省份，其文化教育相对内地来说要落后一大截。以科举为例，自元朝将云南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后六百年间，云南竟从未出过状元，进士也不超过一千人（作为参照，苏州一府之地，出过五十余名状元和近四千名进士）。

历史上，内地对滇西的文化输血事件，最重要的有两起：一是杨慎发配保山，一是华中大学西迁。前者是个人力量，后者是集体行为。前者以古典的方式兴学编书，后者则是现代文明与现代科学的传播，即所谓“对中国西部进行着一场文明开发运动”。

尽管喜洲是大理乃至滇西地区首屈一指的重商重文小镇，但在华大到来之前，几万居民中，仅有三名大学生，中学生亦少得可怜。华大在喜洲八年间，不仅每年都有喜洲学子考入华大，云南籍学生的比例，一度达到了将近七成。

老舍初到喜洲时，“远远地就看见几所楼房，孤立在镇外，看样子必是一所大学校”，老舍心中暗喜，他以为那一定就是内迁的华中大学。结果，“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五台中学”。的确，20世纪30年代，内迁的华大看上去还不如五台中学。

五台中学修建之时，正值华大迁来之际。顺理成章地，五台中学成为华大教育学院的实习基地。在华大的帮助下，五台中学跃升为大理最好的中学，尤其是直接用英语授课的华大传统，使五台中学的英语水平在整个云南独占鳌头。而今，五台中学与华大的关系并未断绝—它还有一块副牌：华中师范大学大理附属中学。

从喜洲到大理市区，车程二十来分钟。但八十多年前，洱海之滨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毛坯公路，区区三十余公里路程，华大的上车居然要行驶一整天。加之缺少汽油，华大的卡车后来干脆放弃不用。

物理系师生把发动机拆下来，与一台发电机联到一起，以煤气做燃料，拼装出一套发电系统—这是滇西历史上的第一套发电系统。除了供实验室用作动力外，每晚还可为图书馆和教室照明两三小时。亮灯的第一个夜晚，喜洲百姓几乎举家出动，纷纷前往大慈寺看稀奇。

在看到华大用汽车发动机点亮了电灯后，喜洲的富商们很快筹集资金，请物理系教授卞彭和和熊子璥做技术指导，建起了一座水电站—这是继昆明石龙坝电站之后，云南省修建的第二座水电站。古老昏暗的深宅大院，第一次被现代文明的光辉照亮。

喜洲是一个封闭而落后的乡村小镇。在这里，过去宴会上男女不能同席，集会场所男女各在一方，没出嫁的女子不能一个人上街，唯一的完小只招男生。随着华大师生的到来，男女开始同校同班，喜洲妇女也穿上了旗袍，剪掉了长辫。

清季民元，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危机，学界遂兴起边疆问题研究之见。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府迁渝，“社会各界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也因形势的严峻、学术力量的空前集中而得以增强”。

其时，与边疆研究相关的机构有近三十个，学术刊物有二十余种，而华中大学创办的西南边疆文化研究室即其中之一。和其他兄弟机构相比，华大的优势在于，它本身就地处边疆，立足于以白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

其时，研究室每年都有报告寄给美国哈佛—燕京社。至于在《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上刊发的论文—不论是游国恩的说蛮、西南夷语考、火把节考，还是包鹭宾的释僰、民家非白国后裔考，抑或傅懋勋的昆明倮倮语研究等，都被认为是这些学科的经典著作。

研究室领军人物包鹭宾用了一年多时间，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多篇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族源和语言的论文。他证明了白族和摆夷（傣族）是两个不同民族，又第一个提出了白族概念—这些成果，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当时的一些国外学者，把白族和傣族混为一谈，从而提出南诏及大理国是由泰国建立的；而包鹭宾的研究成果，雄辩地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荒谬。十几年后划分民族时，就是依据包鹭宾的研究定名了白族。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次年4月，华大回迁武昌。历经八年，华大重又回到了武昌，回到了昙华林。只是，岁月倏忽，华大也处于时代剧变的波澜中。1949年，国民政府要求华大南迁桂林，韦卓民拒绝了。他说：“不迁了，我们和解放军有过接触，他们有良好的纪律和礼貌，这是在旧政权士兵中没有见过的现象。”

1951年6月，最后一名西方教师—时任数学系主任的柯约翰—离校。7月，华中大学改为公立。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华中大学在并入了多家大学的整体或部分后，重组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华中师范学院更名华中师范大学，直到今天。

1952年，六十四岁的韦卓民被列为改造对象，不再担任行政职务。此后的屡次运动，他都遭受了或大或小的冲击，但他一直坚持翻译康德和黑格尔著作。1974年，他与苦恋四十年的载惠琼结婚。1976年，病逝于武昌，三年后平反。

韦校长去世的消息传到海外，华大校友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馆。又过了十几年，一座高大的韦卓民汉白玉雕像矗立在华中师大桂子山校园，而《韦卓民全集》也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