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有黄埔，文有中山

这是昆明以南几十公里的一座小城。旅游胜地抚仙湖就躺在旁边几公里处，深蓝的湖泊，像滴在高原上的一颗泪珠。老照片上规整方正的古城，如今，像大多数小城一样杂乱无章。小城叫澄江。

几十年前，那群从南方来到澄江，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的读书人，在他们即将离去之际，留下了那块我已经无从寻找的碑。幸好，碑上的文字留了下来。那文字，出自许崇清之手。是年，许崇清五十二岁，中山大学代校长。

碑文题为《告别澄江民众书》。文中，许崇清回顾了中大迁滇经历。几天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呼啸而来，一路烟尘，又呼啸而去，带走了一车车图书、仪器、设备，也带走了一车车百感交集的中山师生。

1924年11月，孙中山的生命只余最后半年了。他为一所大学题写了十个字的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所大学刚刚成立，或者说，这所大学是在他的直接倡议与关怀下成立的。它叫国立广东大学。

一生中，孙中山创办了两所学校。一武一文，武者即创办于1924年的陆军军官学校，俗称黄埔军校；文者即国立广东大学。国立广东大学是以三所旧有高校整合而成：一所是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是广东法科大学，一所是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一年多后，广东公立医科大学也并入进来。

由“3+1”打包而成的国立广东大学，其校园，天然地分成四部分。文明路上的广东贡院，系清代乡试考场。清朝末年，废科举办新学后，两广速成师范馆创办于此，以后，演变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俗称红楼的明远楼，便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广东法科大学前身系广东法政学堂。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朝廷，将相当于公务员培训机构的广东课吏馆改为广东法政学堂；1923年，广东法政学堂再改为广东省法科大学。其校址，在广州法政中右巷—早就面目全非，基本找不到踪迹了。

1909年，广东成立全省农事试验场并附设农业讲习所；1917年，改建为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址在广州农林下路，当年的校园也荡然无存了。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前身为广东公医学校，创建于1909年，校址几经迁移，落址百子岗。

如此分散办学，管理自然不便。尤其重要的是，除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外，其余三处校舍均在广州市中心。车水马龙，市声喧喧，并不量适合讲学读书的地方。国立广东大学组建伊始，孙中山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他下令另觅新址。

这一任务，交给了邹鲁。邹鲁“多次查勘”，最后选定了广州东郊外的石牌。邹鲁两度出任中大校长。第一次是自国立广东大学创办的1924年6月至1925年9月。其间，他虽查勘并计划在石牌建新校，但不久就离任了，建校计划只能搁置。

1932年2月，邹鲁第二次出任校长。此时的国立广东大学，已在1926年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重返中大，邹鲁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建设新校园重新提上日程。邹鲁把石牌校园的建设时间定为六年，两年一期，分三期完成。

第一期从1933年动工，到次年秋天完成。1934年春，农、工、理三学院率先迁入新校区。第二期于1935年秋结束，文学院、法学院也于当年秋天迁入新址。中大发展至此，学生超五千，这在当年的高校中，几乎是首屈一指的。至于中大图书馆的三十万册藏书，更是毫无悬念地位居全国高校榜首，其后才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

今天的广州，石牌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存在。据说，它是全广州最大的城中村。站在石牌的许多地方，抬起头，都能看到大牌高大而时尚的现代建筑，但石牌村却都是零乱而矮小的自建房。房屋与房屋之意，狭窄的陋巷，就连两人相对而行也须侧了身子。航拍影像上，石牌如同被高楼森林包围的一片低矮洼地。

石牌周边，分布着好几所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大、华南农大和华南理工。事实上，几十年前，石牌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远比今天更大。这一带，都被笼统地称为石牌。五山的一条浓荫匝地的街道正中，矗立着一座石彻的穿斗式牌坊。

牌坊立柱上挂着黄底红字的铭牌：华南农业大学。牌坊上方的横额上却是淡红色的大字：国立中山大学。牌坊下的石碑表明，这座石牌坊，乃是民国二十三年，也就是中大第二期工程时所建。

中大几年间修建的大大小小建筑，保存至今的，还有二十多座，大多分布在华南农大和华南理工校园内：体育馆、教室、实验室、天文台、日晷台、喷水池……这些以中式为主、西式为辅的老建筑，穿越百年时光之后，有一种古朴而沉静的气质。

正门牌坊背面，有一行遒劲的大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它的书写者，乃校长邹鲁。一、二期工程在短时间内顺利竣工，中大拥有了宽阔而不失精致的校园。然而，第三期工程还未竣工，就不得不永远停下来。日本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