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定到澄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国难当头，中大的建校经费停发了，第三期工程未完工者也一律终止。8月，日机开始轰炸广州。从此，直到广州沦陷，日机对广州的轰炸历时一年多。

中大石牌本部和文明路校区也多次遭到轰炸，死伤十余人，校舍炸毁多间，图书仪器损失惨重。尤为不堪其苦的是，由于石牌地处广州城南郊，从海上飞来的日机进入广州前，必从石牌掠过。于是，跑警报便成为师生们的家常便饭。

最初，内迁的目的地定为广西；及后，由于种种原因，内迁未及实施就终止了。到了1938年10月，终于非迁不可了—日军从惠州大亚湾登陆后，直扑广州。1938年10月19日，中大师生已经能听到从东边传来的隐隐约约的炮声，离别石牌的时刻到了。

这一天，中大动手将此前没有转移的校产—图书、仪器、设备、教具、试剂搬到临时雇来的一条条船上。20日凌晨2点，教职员工及家属们面色悲怆，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袱，登上了停在珠江码头的客船。21日，日军进入广州。当天早上，日机飞临石牌上空，用机枪低空扫射，搬运校产的工作只能就此结束，“孙中山先生苦心创办的国立中山大学，现在只剩下五船积蓄了。”

中大师生内迁的目的地，是珠江流域的一座小城—罗定。中大的船只，从珠江进入西江，溯西江而上，经佛山、三水、肇庆等地后，抵南江口，再溯泷江而上，可达罗定县城。一周后，船上的中大人终于望见了泷江之滨一座高耸的塔。漫长而危险的航程终于结束了。

农、医、法三学院安排在城内，借用了罗定学宫、民众书院以及罗定中学；理、工两学院安排在城西五十里的大湾；文、师两院及图书馆和研究院安排在城南七十里外的罗镜镇；附中安排在泷江对岸的文塔附近。庞大的中大只得如此委屈地化整为零。

然而，中大来到罗定后，才发现事情并非想象得那么简单，首先是校舍极其紧张。其次是外来人口激增，物资立即紧缺，物价连续上涨。再次，罗定距离广州只有二百多公里，万一日军继续西进，罗定也将失守。

无奈之下，中大只得放弃罗定，另选新址。一度，中大考虑迁往西距罗定五百多公里，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不过这一设想很快被否定，另一个更遥远、相对更安全的小城进入决策者视野。

那就是此前绝大多数中大师生根本没听说过的澄江。从1939年1月30日到2月28日，一个月里，中大组织了在广州的十五批计七百五十余人内迁澄江。澄江市大体呈梯形，东北西三面是起伏的山脉将其环绕，南面的缺口则是黛色的抚仙湖。

其时的澄江，虽有铁路穿过，然从车站到县城却没有公路，步行得五个小时。昆明南下的公路，修到离县城还有十公里的中关坡，没钱了。中大的大量设备、仪器要搬到澄江县城，没有公路，十分不便。

中大通过云南省政府向省公路总局提出，希望在五个月内修通这条断头路，并表示可以补助部分工程款。在中大的帮助下，只用了不到四个月，公路便全线贯通了。通车那天，运送中大物资的八辆卡车如一字长蛇，轰鸣着驶向澄江县城，十分壮观。

中大在澄江，也毫无悬念地进驻了澄江文庙。当年，文学院和研究院就设在文庙。除校本部及文学院、师范学院和研究院设在县城外，更多学院只能布局于周边村子。如农学院在离城两公里的鲁溪营，法学院在离城四公里的右所镇上备乐革，工学院在离城三公里的旧城镇中所和梅玉村，理学院在离城三公里的东龙潭、东山村。

毗邻县城的抚仙湖，是一个风景绝美之处，也是中大学子经常游玩的地方。“在晴好日子，同学往往成群结队，或俪影双双，到此野游，当中也有我们这一小撮。啸傲抚仙湖畔，吃喝嬉笑，恣情玩乐，真是一件潇洒脱俗的赏心乐事。”澄江太小，便去昆明。

迁往澄江的中大学生大多来自广州、香港、澳门或是南洋，家境较为富裕，至少也是小康。故此，和抗战中的绝大多数内迁高校相比，中大学生的生活水平最高。其时，昆明物价还未上涨，中大学生“多住在泰和酒店或南屏饭店，吃则在冠生园等大馆子，都是一流的”。同样是流亡学子，同样是在大后方的昆明，衣冠楚楚的中大人，恰好与破衣旧帽的联大人、同济人形成鲜明对比，宛如两个平行世界。

对大批来自粤港澳的中大师生而言，澄江虽好，终是异乡，他们无时无刻不希望回到故园。就在1939年春，中大突然发生了当地人称为“痧瘟疫症”的疫情。一周内，一些学生在短期发烧后，身上出现稀疏的小红点，小红点不断增多、扩大，连成一大红片，并由红转黑，至少有一名男生和两名女生死亡。

一时间，人人自危，谈疫色变。恰好，在澄江办学一年多后的1940年，广东当局认为，本省除敌占区外局势较为稳定，而本省及邻近的湘赣桂等地区学生想考读中大十分困难，中大如迁回粤省，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此时，中大校长邹鲁因病去任，由许崇清代理。许崇清也希望将中大回迁。加之1940年7月，日军有从越南进攻云南的动向，国府遂下令所有迁到云南的大学“立刻准备万一，快速搬迁”。于是，中大又一次踏上了迁徙的漫漫长途。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坪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