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北平-西安

这一天是1931年9月18日，宁恩承是为东北大学秘书长兼代校长。尽管他通过头上飞过的炮弹得出结论：日本人开始攻打我方驻军北大营，但是，他不可能意识到，就是从这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开始，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对东北大学的早期发展，东三省保安司令兼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张作霖的大多数遗产用于办学，先后修建了文学院教学楼、法学院教学楼、图书馆、罗马式体育场、实验室，以及教授住宅楼。东北大学每年的办学经费为一百六十万块大洋，远超国内其他大学。

据统计，“九一八”前夕，东北大学有理、工、文、法、农和教育六个学院以及八个专修科，学生三千余人，教授三百多名。这三百多名教授，百分之九十以上毕业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世界名校。

然而，当“九一八”那个原本宁静而平常的夜晚被一阵紧似一紧的爆炸声撕裂，正在冉冉上升的东北大学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拐点。

东大与北大营同在城北，只隔几公里。日军既然炮击北大营，那么，及后肯定会向东大发起进攻。东大的两三千学生中，约有两百多名女生—这正是宁恩承最担心的，“日本军人如果攻入我校，后果不堪设想”。

次日早晨六点，宁恩承在理工楼前召开全校大学。会上，他向师生们通报了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情况，并将学生的伙食费发还，宣布男生自行解散，女生凡是在沈阳有亲友的，任其投靠亲友，无亲友的，暂时安置在苏格兰人开办的小河沿医院。

一个星期后的9月25日，东大几千师生及家属都已四散而去。空荡荡的校园里还有五六个人：两个职员、两三个工友，以及代理校长宁恩承。当天下午，宁恩承吩咐职员把各处房屋上锁，然后，他们一同离开了校园。

九一八事变不到十天，大多数东大师生通过各种途径抵达北平。1931年9月26日，教授们组建了教授代表会，学生们组建了东大临时学生会，共同推进复校。

北京西直门大街与东新开胡同交叉的西北角，有一条宁静的小巷。小巷中部是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学院门前，两株粗大的槐树浓荫匝地，看上去，足有几百年树龄。教育研修学院之前，这里曾是华北小学以及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旧址，而它们，都是借用一所道观的房舍。道观就叫崇元观。

宁恩承是1931年10月抵达北平的，其时，学校分作三处，崇元观为总校。同期从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冯庸大学和东北交通大学，都合并入东北大学。校舍、师资完全不够，宁恩承发明了借读法—他与北大、清华和南开的三个校长，即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协商后，三校同意收留一部分东大学生，不经入学考试，学籍仍在东大，毕业后由东大发文凭。

九一八事变后，在读的东大学生和任职教师纷纷逃往关内，并在北平复校。另有大批更年轻的学子，事变时，他们还在上中学。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也想尽办法逃出伪满，后来辗转考进东大，其经历更加曲折惊险。

日军自从占领东北后，开始蚕食华北。到1936年初，局势日益紧张，张学良决定：东大迁西安。今天，西安以拥有六十四所高校而在全国各城市中排名第七，很难想象的是，20世纪30年代，西安竟连一所高校都没有。东北大学的到来，打破了零的纪录。

西北大学校园里，有一座看上去十分古朴的礼堂，半圆形的房顶、长而窄的窗户、圆柱支撑的门头。门前，立着一块碑，上书“西北大学礼堂”。如今，它的主人的确是西北大学。不过，当年它的主人，却是漂泊到西安的东北大学。礼堂奠基时，张学良题词曰：“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东北大学在西安的校址，系陕西农业学堂地盘。当年，位于二环内，紧邻古城的东北大学一带已是郊区。小小的校园外是大片的农田和林地，站在礼堂前，能遥望到大、小雁塔和更远处的终南山。

东大决定从北平迁往西安，是在1936年初，因为学校放寒假，大多数学生已经离校，学校决定分批动身。第一批于1936年2月12日出发，五天后到达；第二批3月6日出发，也是五天后到达。

为了安顿东大师生，农校腾出一部分校舍，计有教室八间、办公室三间、学生宿舍五十余间、教授宿舍数间、饭堂一间、大礼堂则为两校共用。初到西安的东大师生约三百人。学生宿舍五人一间，教授宿舍二到三人一间。

实验室和图书馆极为简陋，大量从北平运来的机械、仪器和图书只能堆放在墙角。与北平相比，西安物价腾贵。自建校以来，东大学生伙食费一直由校方提供，虽然此时将伙食津贴由四块五涨天七块五，生活水准仍不如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