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泰和到广西宜山

吉安停留两个月后，泰和校舍终于建成。两地仅距四十公里，只不过，与吉安相比，泰和是完完全全的乡村：破旧、凋敝，人民面有菜色，患癞头疮和大腹病者比比皆是，儿童普遍发育不良，他们瘦小的骨骼和又尖又细的脑袋令竺可桢十分惊异。

浙大在泰和的校舍，具体包括上田村的大原书院和华阳书院等地。大原书院是校总部，从竺可桢留下的照片看，那时原野上几栋围合在一起的老式建筑。如今，这里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园，围墙下，一株高大的柏树枝繁叶茂，那是竺可桢当年亲手种下的。

赣江滚滚北上，在泰和境内冲积出大片平原。每到雨季，江水泛滥，上田村的几乎所有民房，都会泡在水里。当浙大师生到来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上一年洪水在墙上留下的印痕。既然年年都要遭水淹，为什么不修大堤呢？说白了，就是穷，没钱。

通过竺可桢穿针引线，江西省水利局和泰和县、浙大三方决定修筑防洪堤。地方出钱，浙大出技术，浙大成为了由竺可桢任主任的堤工委员会。两个月过去了，一道防洪大堤出现在上田村的赣江边。

它东起泰和县城，西至梁家村，长十五公里。次年，当洪水再度来袭时，上田村的民居和农田第一次安然无恙。为此，当地人把它称作浙大防洪堤，而江边这个码头，自然就叫浙大码头。

在北京中关村一套非常普通的住宅里，我见到了竺可桢的儿子竺安先生。年过八旬的竺安清瘦文静，看上去和竺可桢有几分神似。竺安为我展示了一大叠略微发黄的老照片，它们都出自竺可桢之手。

其中一张照片上，竺安和他的姐姐竺梅悲戚地站在一座坟墓前。黄土下，长眠着他们亲爱的母亲张侠魂。如果说西迁路上有什么事最令竺可桢痛心疾首的话，那无疑就是在泰和时，他的夫人张侠魂和儿子竺衡相继去世。

1938年，马当要塞失守，泰和已属险地。作为校长的竺可桢前往湖南、广西等地寻找新校址。7月23日，考察途中的竺可桢行至桂林时接到电报，催他速归。7月25日黄昏，当竺可桢回到上田村时，他看到几个儿女站在大堤上，眼巴巴地盼他回来。

竺可桢一眼发现，少了一个孩子，那就是竺衡。他问竺梅，竺梅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却让竺可桢如同五雷轰顶：没得了。不仅十四岁的竺衡“没得了”，雪上加霜的是，夫人张侠魂亦已病入膏肓。

张侠魂与竺衡母子俩同一天发病，患的也是同一种病：噤口痢，也就是痢疾。在今天，疾病是一种很普通的、不大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但在缺医少药的战争年代，夺人性命却如秋风扫落叶。

八天后，张侠魂去世。十来天里，竺可桢竟痛失两位亲人，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张侠魂下葬时，竺可桢将在1933年在美国买的一只手表和一支钢笔作为陪葬品放入棺内，他在日记中写道：“绕棺一周后盖棺，而从此侠与世隔绝矣。呜呼痛哉！”

时局却不允许竺可桢有余暇悲痛。安葬了张侠魂后，浙大师生分批前往千里之外的宜山。竺可桢走得较晚，9月17日，他带着孩子们来到张侠魂和竺稀坟前，与亲人告别。从此，竺可桢再也没有来过泰和。

岁月流转，人世板荡。“文革”中，张侠魂的墓碑被毁。再后来，那两座小小的坟茔渐渐被人遗忘。2008年，当地多方调查，找到了一座疑似墓。在征得竺安等人的同意后进行清理，在坟中，找到了竺可桢当年放入棺中的钢笔，从而得以确认。

马当失守，南昌危急，教育部指示浙大迁往贵州安顺。但经过考察，竺可桢认为安顺路远难行，浙大的大批图书和设备难以运输。几经比较，他决定迁往广西宜山。浙大西迁途中曾落脚的几乎所有地方，都把当年这段往事当作本地的荣耀。在宜山—如今已更名宜州区，是广西河池市属地—我看到一尊竺可桢塑像，塑像矗立的广场，就叫浙大西迁纪念广场。

八十多年后，当我前去寻找它们时，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年的痕迹了。在清代，这里是一座军营，称为标营；20世纪，成为一家部队医院的院址，后来，医院搬迁，偌大的院子沦为废墟。如果不是铁门前那对石狮子曾进入过竺可桢的镜头，我无法确认这就是曾经的浙大校园。

翻过不高的铁门，我在一株大树下找到了竺可桢所立的刻有《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的石碑。根据碑文记载，浙大师生在此盘桓了一年半。亚热带气候的宜山迥异江南，历史上，曾是流放犯人的烟瘴之地，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说。

浙大在宜山停留的一年多，对浙大师生来说，疟疾的肆虐、物质的匮乏和日机的轰炸固然记忆深刻，但真正影响至今的，却是在宜山期间，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校训。“求是”原是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在此期间，竺可桢进一步深化了“求是”的内涵。

求是校训的提出，意味着浙大要培育的不是只精于某一门类某一技术的专门人才，而是要培养具有“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的全新的通才“。

1940年初，随着北部湾失守，浙大第四次迁移。这一次，他们来到了云贵高原深处的小城遵义、湄潭和湄潭下属的永兴镇。在那里，七年时光弹指一挥，他们迎来了抗战的胜利，也迎来了浙大凤凰涅槃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