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四川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进入全面抗日阶段。四个月后，随着太原会战国军失利，不仅意味着国军在华北的正面战争结束，还意味着西安岌岌可危—一个标志是，日军飞机不断空袭西安。

东北大学也像在西安的其他高校一样，难以正常上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提醒东大校长臧启芳—宁恩承已于四年多前辞职—南迁。臧启芳遂向教育部请示迁移地点。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教育部的指示是迁往青海。

其时的青海，不仅交通不便，且人口稀少，物质匮乏，根本不可能支撑得起一所大学。臧启芳说他“甚感奇怪”，那样可以说等于不准迁移，因为往青海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臧启芳决定抛开教育部自行选择迁校地点。

臧启芳想把东大迁往四川，于是派法学院院长李光忠赴川考察。考察很不顺利，一是已有太多学校、机关迁川，四川接纳能力有限；二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软禁，而东大系张学良及其父亲创办，张学良还是校长，收留东北大学，是否会引发政治上的麻烦？

就在李光忠垂头丧气地打算回西安复命时，他突然想到了离川陕公路不远的一个地方：三台。于是，李光忠去了三台。在三台，他会见了县长郑献征。没想到，郑献征爽快地答应了。郑献征曾出任过重庆大学校长。1937年，他以四川省建设厅主任秘书身份调往三台任县长。

1938年3月19日午夜，一列火车从古城楼下的西安北站缓缓驶出，向西边的宝鸡而去。这是一列逃难的文化列车，绝大多数是迁校的学生。当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是准备前往四号三台的东北大学。

火车行驶一夜后，3月20日上午，抵达当时的陇海线终点宝鸡。从宝鸡入川，要翻越秦岭和大巴山。川陕公路虽已修通，师生们仍然只能步行—两天前，另一支学生队伍也像他们一样，从宝鸡出发，徙步翻越秦岭，那是前往汉中的西北联大。

23日晚，东大师生在大湾铺过夜。次日行走一小时，途经大散关—大散关因陆游诗句“杰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而闻名。今天，大散关对面的岩壁上，刻写着巨大的红字：铁马秋风。下午1点，师生开始翻越秦岭中的第一座山峰。

在凤县，他们告别了陈仓道，通过明清时修建的连云栈道到达留坝，从而转入蜀道的另一条：褒斜道。在秦岭中行走了十天后，重重叠叠的大山终于被抛到了身后，他们再一次看到了平坝。

4月4日，全体师生在汉中休整一天。汉中距目的地三台，尚有四百公里之遥，其间横亘着陡峭的大巴山。如果继续徒步，至少还需要近二十天。学校临时决定，在汉中雇用汽车，分作两批前进。

丘陵起伏的三台地处川中。对这个历史悠久的古县来说，它的锦瑟年华在唐朝。如今的县城潼川镇在唐朝时既是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也是梓州府治所。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集省会、州府和县城于一身。

1938年4月25日，三台召开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会：三台各界欢迎东北大学迁潼大会。此前两天，全城各商家便在店前悬挂彩旗，张贴标语：欢迎东北大学到三台。欢迎大会上，郑献征和臧启芳分别讲话。

三台中学校园里，原有一座草堂寺。父老相传，杜甫流寓梓州时，他的草堂就搭建在这里。清代，草堂旧址建了文峰书院。及后，潼川知府沈清任将文峰书院改名草堂书院，并为书院附建祠堂纪念杜甫和李白，称为李杜祠，民间习称草堂寺。

民国时，草堂寺是田颂尧二十九军军部。东大迁三台前，草堂寺仍为军队营地。经过郑献征协调，军方将草堂寺让给东北大学。再加上潼属中学让出的一部分校舍以及文庙和试院，东北大学总算在巴山蜀水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地。

三台县城，有一条小街叫陈家巷。东大三台时期，陈家巷被称为大学巷—东大的不少教授，就租住在这条穷巷中。四川多茶馆，茶馆不仅是民众休闲娱乐的场所，还扮演着公共空间的角色。陈家巷口的一家茶馆，人称大学茶馆，便是当年东大师生喜欢聚集的地方。

三台不通电，到了夜晚，全城笼罩在墨一般的黑暗中。但学生还得利用晚上的时间读书做功课。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个用洋铁皮敲成的小油灯。黄昏时，东大校园里有一道周而复始的“风景”，学生排成长队，每个人都手持油灯，等着工人将煤油灌到灯里。

一度，由于煤油供应紧张，曾用桐油代替。一盏灌满油的灯，可以照明三四个小时。宿舍里，“入夜，坐满了一屋人，四壁悄然雅静，复习这一天的课程，或则看书、写作、写信，直到油干灯芯尽，全室自然入睡了”。

1945年，后来以《丑陋的中国人》而风靡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学者柏杨来到三台，以郭衣洞的名字转学就读于东大政治系三年级—两年后，当柏杨随东大回迁沈阳后，他不仅被东大开除，还被教育部通告全国各高校不得收留。

因为，柏杨乃是伪造文书，冒名顶替。多年后，柏杨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就在三台，我幸福而满足地过着大学生生活。”对柏杨这种穷学生来说，进大学有一个最大的保障，那就是解决了吃住问题。

抗战期间，国家逐月给每个学生发放贷金，注明是国家借给学生的学费，毕业后分期偿还。--由于物价飞涨，这些贷金后来几乎都没有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