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人与事

东北大学历任校长中，臧启芳任职长达十年。他领导东北大学先后经历了北平、开封、西安、三台、沈阳五地办学，可谓名副其实的“流亡校长”。也是在他手中，东北大学由省立改国立，并在三台八年间，慢慢恢复了元气。

令人惊讶的是，以他如此显赫的履历和东大校长之尊，在三台，臧家的生活仍然十分艰苦。甚至，为了一大家的生活，臧启芳只好将他市长时置办的燕尾服和夫人的皮大衣，以及留声机、大挂钟等稍值钱的东西，一一变卖补贴家用。

《东北大学往事》记载了臧启芳的一桩逸事：东大校园附近有一个旅的驻军，军纪不严，常有女生被骚扰。这天，臧启芳设宴，遍邀该旅连以上军官。席上，臧启芳动情地历数了东大辗转流亡的艰辛、学生们漂泊异乡的困难。他恳请军官们管束士卒，给学生们一个安宁的学习环境。

末了，他举杯说，今天就是要请各位在国难当头之际，更加体恤流亡学生。我要用四川老白干敬每位一杯，以示我对此事的郑重。说罢，他一路敬下去，一连干了四五十杯。宴后，臧启芳大醉三天。感动不已的军官们纷纷约束部下，从此，再也没有女生被骚扰。

自张学良当校长起，东大就有高新求贤的传统。到了三台，虽然经费捉襟见肘，校方仍然千方百计加强师资力量。当时的东北大学在聘请名师方面除了邀请学术界权威外，也聘请了一些没有高学历，而是自学成才的教授，一旦这些教授有著作、学术成果问世，东北大学就敢于高薪聘请。

三台县城解放下街的潼川二幼，一百二十多年前，这里是三台县基督教堂。东大师生来到三台时，基督教堂有两名外籍牧师，东大聘请她们到校开课。一个是丹麦人麦迪森，教语音学；一个是英国人梯佩蒂，教文法及写作。多年后，听过她们授课的学生都印象深刻。

当无数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以沙场冲锋的英勇和马革裹尸的坚毅报效国家时，在三台城外的田野间，伴随着蛙虫的长鸣，昏灯之下，东大学子以笔为旗，用另一种方式肩负起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几年间，《东北通史》《东北要览》《志林》《东北集刊》等一大批关于东北史地、经济的专著就在几间茅草房里诞生。

1944年，文科研究所在重庆举办了一场“东北文物展览会”。面对故乡故土的文物，置身巴山蜀水的东北同胞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白山黑水。杜甫在梓州写下的作品，最让东大学子共情的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时候，这些间关万里的学子，如同杜甫盼望官军打败叛军收复中原一样，他们也盼望国军打败日军光复东北—如是，他们也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992年11月，宁恩承从旧金山飞往台湾。在台湾，他见到了九十一岁的张学良，并请张学良题写了东北大学校名—此时，世上已无东北大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8月10日晚上9时，喜讯传到三台，三台居民及东大师生欣喜若狂，鞭炮声响彻全城，火把照亮长夜。9月2日，日本在东京签订降书，东大决定自5日至7日举行庆祝活动。

校门口，柏树枝扎成的牌坊高高耸立，正中是中美英苏四强国旗和领袖像，两侧门柱上，张贴着陆侃如撰写的对联：万里流亡尝胆卧薪缅怀黑山白水此时真个还乡去，八年抗战收京降敌珍重禹封舜壤来日无忘守土难。

抗战既已胜利，返回沈阳自是顺理成章。一部分不愿去东北的学生，转到了川大等校。做了种种安排后，1946年5月，东大告别暂住八年的三台，离开巴山蜀水，复员白山黑水。已经从东大毕业一年的柏杨，也选择了同东大一起到沈阳，他想在东北谋发展。

当这个冒牌的东北大学生第一次见到真正的东北大学校园时，他惊呆了，几十年后，犹自感叹：“和三台的东北大学相比，沈阳的东北大学雄伟壮丽得像一个独立王国，仅工学院，就拥有一个修理火车头的庞大工厂，如果要绕东北大学一圈，步行的话，恐怕要六七个小时。

东北大学离开栖身八年的三台后，留在三台的校址和设施继续发挥功用：1946年，三台建起了一所地方性高校，初名川北农工学院，两年后改名川北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川北大学改为四川师范学院并迁往川北行署治所南充。几经分合，演变成今天的西华师范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

回到沈阳的东北大学，它后来的命运令人唏嘘。1948年，随着国军在东北溃败，东大再迁北平。北平解放后，东北大学却没能第二镒回到东北，而是被解体：理学院、文学院与佳木斯东大合并，后来，佳木斯东大迁往长春，改名东北师范大学；工学院虽迁回沈阳，但改名沈阳工学院，后来再改名东北工学院。

东北大学不复存在后，东大人一直在为复名而努力。1993年3月8日，国家教委批准东北工学院复名东北大学。这所饱经沧桑的高校，终于在消失四十四年后再次归来。

1993年4月22日，东北大学诞辰七十周年前夕，复名典礼如期举行。九十四岁的宁恩承，亲手揭开了盖在校牌上的红色缎带—蓦然回首，此时，距他在那个月明星稀的秋夜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场惊醒，已经过去了六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