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犬不留”

抗战时期的内迁高校，大多数都曾一迁再迁，比如浙大、同济、中山等，莫不如此。众多高校中，内迁一步到位的非常少，中央大学算是最成功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中央大学能一步到位地从南京迁到重庆，很大程度上，源自校长罗家伦的远见卓识。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召集各界人士到庐山座谈，史称“庐山谈话”。罗家伦是与会者之一。7月14日，他因要为中央大学、武大和浙大三校联考出题，临时飞回南京。次日，从何应钦那时，他得知前一天夜里，平汉路上有一千三百节火车车皮开始大量运兵。

他意识到，大规模的战事一触即发，“当天，我就开始做迁校的布置”。早在一年多前，当日本人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冀东事变发生后，罗家伦就下令制作了九百只大木箱。当时，除了他，没人知道这些大木箱有什么用。

结束庐山谈话回到南京后，罗家伦立即吩咐取出大木箱，将学校的重要仪器、文件装箱。一面令人打包装箱，另一面，罗家伦派出三批人马溯江而上，一批去重庆，一批去成都，一批去两湖—他们的任务，是为即将搬迁的中央大学寻找一个合适的安身之处。

汇总各路调查报告后，罗家伦决定：中央大学迁往重庆。这一决定，立即在中央大学激起强烈反响。相当一部分人表示反对，学校里许多教职员受了“蜀道难”的影响，都不主张远迁，有的主张至多迁至武汉，暂借武汉大学上课。

不仅校内人士这样认为，校外不少朋友也和罗家伦提意见，有的建议迁至上海，有的建议迁至安徽九华山，或是江西庐山，甚至还有主张就在南京城外挖出防空壕继续上课。这些反对的声音，都没能说服罗家伦。

罗家伦的坚持，基于他的一个事后证明十分正确的认识：抗战不可能短期结束；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迁再迁。新校址应当具备两大条件：其一，水运可以抵达；其二，不必再迁。

顶着舆论压力，罗家伦一声令下，中央大学开始了溯流而上的内迁之路。虽然提前做了充分准备，但大师图书、仪器、设备，以及四千余人的师生及家属，在交通条件极为落后且又冒着日机轰炸危险的困境下，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转移，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

看起来难以完成的任务，最终顺利完成了。除了罗家伦的远见卓识和中央大学师生的强大执行力外，轮船大王卢作孚的慷慨相助也关系甚大。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公司，有几十条客船往来于重庆和南京之间。

罗家伦登门拜访卢作孚，希望他协助学校迁渝。卢作孚答应了，表示免费提供一批客船运送图书仪器。中央大学的诸多设备中，有不少大型部件，如航空工程上用来实验飞机模型的风洞，重达七吨半，且无法分拆。

为了运送这个值钱的大家伙，民生公司只好把轮船舱位锯开，不惜破坏船只，以便顺利装载。至于四千多人员，则由学校发放经费，自行从南京赶往汉口，并约定于10月10日集中，再由汉口乘坐民生公司轮船溯江而上。

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中央大学向地方借得了重庆大学后面一片约一百二十亩的土地，加上后来自购的八十亩，这相当于城里一个中等小区的两百亩地，便是中央大学的全部地盘。一千七百多名工人昼夜奋战，修建了可以容纳一千余学生的校舍。

农学院为中央大学七院之一，下属的畜牧兽医系养有众多用于实验的动物，包括牛、猪、羊、鸡。这些动物，大多都是名贵品种，价值不菲。中央大学迁渝时，罗家伦和民生公司商量后，把轮船的一层进行了改装，作为运送动物的专舱。

在南京沦陷前四天，即1937年12月9日，管理牧场的王酉亭带着几名员工，用木船将动物运到长江北岸，打算以游牧的方式向西迁至安徽六安一带山区。抵达合肥后，校方让他们赶往长江边的武穴，以便从武穴坐船到重庆。

然而，当这支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天就要停歇三五天的动物大军，还在向武穴进发时，九江已经失守，动物大军只能辗转由河南进入湖北，尔后抵汉口。到汉口后，终于结束了游牧时光，坐上民生公司的轮船前往重庆。

当王酉亭一行赶着一百多只动物走进松林坡时，整个中央大学都轰动了，师生们站在道路两旁鼓掌欢呼，几至热泪盈眶。--在这些辗转千里的动物身上，他们看到的是人的力量，是信仰和意志的力量。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评论说：“抗战开始后，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鸡犬不留。”—南开大学被日军炸得鸡犬不留，中央大学则是全部搬迁，连鸡犬都没给敌人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