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林坡作证

召集的重庆大学东门的一条小路向松林坡山顶的小路上，山坡一侧，辟有一方小小的园子，团子的青石墙上，刻着几行字—大约是常年日晒雨淋，青石边缘已经风化，有些字须仔细辨识才能认出，道是：

“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大学曾借重大松林坡一带坚持办学。昔日的棚房瓦屋，见证了中大师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园子正中，是一座圆形的亭子，悬有黑底黄字的匾：中央大学迁渝纪念亭。

亭中，立着一块同样黑底黄字的碑，是中央大学校友会于1995年所立。正面碑文题曰《中央大学迁渝记略》；背面，记录的是为建亭和碑捐款的校友—凡捐五十元以上者，就得以把名字刻进石头。

在松林坡，真正属于中央大学时代的建筑，似乎有且仅有一座，即重大校园里，那栋米黄色的房子，那是中央大学时期修建的大礼堂，取名叫七七抗战大礼堂。那时候，曾有无数知名人士在礼堂里为学生们演讲，学校的各种活动也常在礼堂举行。

所有大学中，作为国立第一号的最高学府，原本，中央大学从政府获得的经费是最多的。但是，抗战财政捉襟见肘，加之物价暴涨，中央大学也颇感吃力。中央大学下属各学院，除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学生全部公费，其余各学院学生主要靠政府发放的贷学金和奖学金。当然，只能勉强糊口，维持最低生存要求。

松林坡上，曾有一间面积颇大的饭堂，可容纳一千人就餐。每餐，八人一桌，每桌四菜，绝大多数时候全为素菜。偶尔有一点肉，也只是点缀，即四川人所说的“俏荤”。即便如此，包括中央大学在内的内迁至重庆的多所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都有一天不吃饭，以便省出饭钱，捐给前线将士。

至于穿，中央大学的学生用两个词来形容：顶天立地、空前绝后。顶天，指学生们下雨天没有伞，冬天没有帽子；立地，指学生们的鞋袜大多穿烂了也无钱置新，双脚与大地肌肤相亲；空前绝后，则指学生们的裤子前膝和屁股部位都磨破了。

抗战期间，能源紧张，发电量远低于用电量，重庆不得不经常停电，包括一大批国家机关，也经常一下子变得漆黑。不过，有一种说法是，有两个地方的电是不会停的，一个是蒋介石官邸，另一个就是沙坪坝的大学—最主要的，就是中央大学。无数个墨意沉沉的夜晚，当陪都重庆在一团团潮湿的云雾庇护下沉沉睡去，唯有沙坪坝睥那些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还散发出明亮而温暖的灯光。人们把这称为沙坪学灯。

由于学生众多而松林坡房舍有限，中央大学在一个叫柏溪的地方建了分校，所有一年级学生，都集中在柏溪。柏溪分校距松林坡本部有数十里之遥，不通公路，嘉陵江航运最为便捷。中央大学除了自备几条木船来往外，还请民生公司开通了两地间的班轮。

柏溪周边，原本唯有几个小小的自然村，因为中央大学入驻，很快就以码头为原点，依山就势，在山谷里形成了一条百十米长的小街。街上，开了十几家店铺，这些店铺都用楠竹绑成屋架，竹条编成墙再抹上泥巴和石灰。为了防雨，屋顶铺上油毡。这种简易房屋，冬冷夏热，蔽雨不遮风，人称抗战房。

小街背后的山谷里，溯柏溪而上，正面小山上是礼堂、图书馆、实验室和办公楼，谷地里是体育场，左边小山上是教室和女生宿舍，右边小山上是男生宿舍和餐厅。除了办公楼为一楼一底外，其余均为平房。几十年后，柏溪分校原址上，除了那座复建的四川民居外，还有一个污水处理石。其余地方，全都建成了湿地公园。

在柏溪读一年级的，有几位特殊人物：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聂华苓，是公认的校花；张治中的女儿张淑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女儿吴驯叔；棉纱大王潘仰三的女儿潘其德。这些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和“富二代”都非常低调，和普通学生一样，住八人间的宿舍，吃八人桌的校餐。

松林坡所在的沙坪坝已是偏僻小乡场，与之相比，柏溪更是闭塞的小山村。中央大学的到来，打破了嘉陵江畔山峦间的宁静。尽管生活清苦甚至枯燥，但学生们“回想到跨进中央大学之门以前的艰难，就会预想到走出中央大学之门以后的重大的责任”。

学生们除了上好每一堂课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图书馆开放，阅览室总是满满的，很少发现空余的座位。专业课外，学生们关心时局，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柏溪分校的学生不到一千，却组建了一百多个社会团体，办了几十份壁报和油印报刊。

1941年春天，罗家伦因派系之争和身体原因，被迫辞职。他在离开中央大学前，在松林坡种下了一株松树并作诗一首。他种的松树已然无从寻觅。他的诗留了下来，像要为那个业已不存的时代作证：龙孙手植感凄然，待尔参云我白颠。终不羡人种桃李，花开花落是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