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的理想

密集的枪声从西南方向传来，与园子里尖利的蝉声纠缠在一起，更添了几分烦闷与紧张。这是1937年7月11日的清华园。这一天，时年三十五岁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萨本栋行色匆匆地穿过校园，朝校门外走去。

其时，意味着全面抗战揭开序幕的七七事变刚过四天，日军正在加紧攻打北平。就在事变前一天，萨本栋接到教育部通知：他被任命为南方一所大学的校长。那所大学在十天前才由私立改为国立，校址在距北平两千公里的东海之滨。那就是厦门大学。

萨本栋并非厦门大学校长的第一人选。在任命他之前，有关方面最属意的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其次是作家许地山—即入选小学语文课本的《落花生》的作者。不过，胡适婉谢，许地山另有安排。

萨本栋接受了任命，但他提出只干两年。--这一点，和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时提出只干半年如出一辙。作为学有所成的学者，他们更希望回到书斋和实验室。然而，竺可桢的浙大校长一干就是十三年，萨本栋的厦大校长，一干就是将近八年。并且，就像浙大在竺可桢手中脱胎换骨一样，厦大也在萨本栋手中涅槃重生。

厦门岛北面，隔着一线浅浅的海峡，对面是集美学村。集美学校是一座三面环水的半岛。半岛东南方伸进海面的岬角上，有一座名为鳌园的园子—鳌园的得名，因其状如海龟。前方，纪念碑旁边，正朝大海的地方，有一座墓园，长眠在这里的，是厦门大学创办者陈嘉庚。

在厦门大学，无论是几十年前还是几十年后，人们在提起陈嘉庚时，总是充满敬意地称他：校主。因为，他是厦门大学的缔造者。没有他，就没有厦门大学。1919年，陈嘉庚把南洋的企业交由弟弟打理，他亲自回到厦门创办厦门大学。

从创办时的私立到改为国立，陈嘉庚一共向厦大投入了九百多万。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举行开学仪式。会场正中，悬挂着四个大字—自强不息。由于校舍尚未建好，便暂借了集美学校的明良楼等房舍作为临时校舍。由是，福建省第一所大学、华侨创办的第一所高校变此诞生。

初生的厦大既无名气，又僻处海隅，陈嘉庚及校长林文庆都深知它的短板，难以迅速跻身有影响的大学行列。为此，创新不惜重金，从各大名校礼聘名师。高新吸引下，不少知名学者、作家前往厦大。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鲁迅。

厦大毕竟偏处闽南，其文化氛围与生活便利，自然无法望上海、北平和广州等大城市学校之项背。尤其是作为一所刚组建的新大学，师生并没有多少归属感和认同感，因而，流风所及，厦大发生了两次声势浩大的学潮。

学潮不仅震动全国学界，也使厦大创建数年间所取得的成绩，顿时化为乌有。刚刚走上正轨的学校，差点因此而倒闭。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知名教授纷纷离开—以鲁迅而言，他原本受聘两年，但只执教几个月就辞职了。

比名教授辞职和学潮更严重的是，才诞生几年的厦大面临关门的危机。1926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陈嘉庚的企业也每况愈下。十年间一直生意兴隆、利润丰厚的陈嘉庚公司开始出现巨额亏损。

面对危机，陈嘉庚的亲朋都劝他停止向厦大和集美学校提供经费。陈嘉庚坚决不同意，他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并且，大学”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可以说，如今已成百年名校的厦大和集大，它们曾经命若游丝，存亡只在陈嘉庚一念之间。

以后几年，陈嘉庚公司经营愈加困难，虽然他仍尽可能多地向厦大注入资金，但已入不敷出。在“宁可卖大厦，也要办厦大”的理念下，陈嘉庚的企业全部收盘。他将出让工厂所得的款项，除了支付债务外，全部投到厦大和集美学校。与此同时，在南洋有相当人脉的校长林文庆，多次远渡重洋，向南洋富商募捐，以吃百家饭的办法，让厦大得以继续生存。

生存虽无问题，但却是以裁院并系做代价的。1936年，当在国内享有盛誉的厦大教育学院合并为教育学系且并入文学院时，一时谣诼纷纭。坊间传说，陈嘉庚将抛弃厦大，林文庆将辞校长，厦大将关张。

风雨飘摇之际，陈嘉庚想到了唯一的出路：由私立转国立。陈嘉庚写信给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教育部长王世杰。信中，一方面，他表示自己因经济原因而使厦大“虎头蛇尾”，遂“抱憾无涯”；

另一方面，他强调厦大是福建省唯一的大学，被全国各大学公认为海洋生物研究的中心，地位十分重要，“唯有请政府收办，不拘省立或国立均可”，他“愿无条件将厦大产业奉送，所有董权一概取消“。

一系列交涉和协商后，1937年7月1日，经国民政府核定，私立厦门大学正式改为国立，其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私立转国立五天后，萨本栋被任命为校长。六天后，七七事变。萨本栋受命于危难之际，交到他手上的，是一个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