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的反哺与发展

山明水秀的长汀收留了漂泊的厦大，而厦大也反哺了长汀。尽管长汀是一座有着辉煌过去的历史名城，曾是州、郡、府、路治所，是张九龄、辛弃疾、陆游、徐霞客驻足过的文献之邦，但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层层大山的包围，决定了它在八九十年前的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一方远离现代文明的蒙昧之地。

厦大在长汀的立足扎根，以及长达八年的弦歌不辍，一步步地改造了这座原本落后于时代的小城。首先是教育。厦大迁长汀前，长汀仅有一所初级中学和若干私塾，而在厦大读书的，无一名长汀子弟。

厦大到来次年，长汀的现代教育迈出了迟到却必需的一步：原有的初级中学扩充班级，增办高中；新办长汀县中，由厦大毕业生兼课；小学大量开办，私塾绝迹。中小学而外，还先后兴办了商业、工业、农业和师范等职业学校。

到这些学校担任教师和校长的，大多是厦大毕业生。比如长汀县中，首任校长即厦大学生潘懋鼎。至于考入厦大的长汀子弟，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并逐年增加。在这些学校兼课的厦大学生，把厦大勤奋务实的学风也带到了兼课的学校。如厦大学生每天清早有到卧龙山的林子中早读的习惯，汀中等校的学生也跟着养成了这种风气。

如果说开办学校旨在教育子弟，使其成材的话，那么，厦大经常举办的演讲会、辩论会、展览会和游园活动，则面向的是普通民众，这种春风化雨的文化普及，在文盲率高达七八成的长汀，足以改造一代人和一方天地。

其次是文化。厦大来到长汀前，长汀没有任何出版机构，也没有报纸。一开始，厦大由学生轮流通过收音机收听新闻，记录后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十字街头，是为长汀最早的“新闻纸”。及后，厦大创办了《唯力》《厦大通讯》《汀江日报》等报刊。

创办报刊外，厦大还成立了社会教育服务处，负责向民众提供免费阅读的报刊，接受民众各种咨询，并为民众代写文书。厦大还组建了多个剧团，在长汀城乡公演话剧，教唱歌曲，以及举办邀请长汀民众及驻地美军参加的各种体育比赛。

再次是经济。长汀城区本属弹丸之地，厦大数以千计的师生及家属入驻后，连续数年间大兴土木，一栋栋房屋在卧龙山下拔地而起，一直向东延伸到乌石巷口的汀江河畔。短时间里，长汀城区扩张了近一倍。

与当地大多数家无隔夜粮的升斗小民相比，厦大师生尽管也不算富裕，但基本生活尚有保障，上千人的各种消费，极大地刺激了长汀的经济。汀州文庙正对面，是一条名为店头街的老街。在厦大的长汀时代，宽不盈丈的店头街，是厦大师生日常消费的主要区域。遍布街面的小吃店、小卖部、小酒馆等，大多是操着外地口音的厦大师生。

最后是思想。虽然中国大半河山被日军占领，但长汀毕竟未受日军直接侵略，普通民众对外敌并无切肤之痛，仿佛抗日也是相当遥远的与已无太大关系的他乡之事。厦大来到长汀后，通过演讲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战，有效地使民众觉悟、觉醒。

“宁可放弃量的发展，以谋求质的改进”—这是萨本栋作为厦大校长的办学方针。长汀期间，厦大从抗战前的三个学院九个系，在校生不到三百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四个学院十五个系，在校生超过一千人。

为厦大学生授课或讲座的先生名单上，一大串影响深远的知名人士赫然在列：马寅初、李四光、朱家骅、华罗庚、王亚南、卢嘉锡、施蛰存……到长汀小城里为厦大师生传道的，不仅有中国学者，还有不少外国学者，其中著名的如《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美国地质专家葛德石、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雷立克特等。

八年里，从厦大走出去的学生计五千余人。五千余人中，出了院士十六人，大学校长六人，至于优秀的专家、学者、教授、企业家则数以百计。1940年和1941年，在教育部举行的全国性专科以上的大学学生竞试中，厦大均名列第一。

1940年11月9日，陈嘉庚来到长汀，在听取萨本栋的汇报后，他走遍了长汀厦大校园，走进课堂、宿舍、食堂、实验室、图书馆，和师生深入交流。临走，陈嘉庚感到十分满意。车展政府的一份巡视报告则说：“迁至长汀之厦门大学，为粤汉铁路以东仅存之唯一最高学府，上年经费不过二十万，但厦门今已成为国内最完备大学之一。”

1946年6月，当厦大告别暂居了八年的长汀重返厦门时，长汀各界人士送给厦大一块匾，匾上的四个大字，是对厦大长汀八年玉汝于成的总结，也是对包括萨本栋在内的那一代厦大师生的礼赞：南方之强。

1948年，积劳成疾的萨本栋被查出胃癌晚期。12月29日，他前往美国治疗，一个多月后，病逝于美国旧金山，享年仅四十七岁。噩耗传来，厦大师生为他们的校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