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贵州遵义、湄潭
大概在1939年2月,湄潭就成为浙大准备西迁的目的地。当时,湄潭县长严溥泉听说浙大正在寻找办学地点,便主动给竺可桢写了封信,邀请浙大落户湄潭。竺可桢到湄潭考察时,严溥泉全程陪同,还成立了“欢迎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
小小的湄潭县城硬是挤出了几百间房舍,用于安排浙江大学师生。这些房舍包括文庙、城隍庙、财神庙、玉皇阁,以及多个祠堂等公共建筑—其中,原驻文庙的县党部迁出,原驻贺家祠堂的常备队也迁出。
与此同时,湄潭初中、男子小学和女子小学也腾出部分校舍。全城最高的四层楼的湄江饭店,也全部租给浙大。由于种种原因,浙大没有全部迁入湄潭,而是一部分迁到遵义,一部分迁到湄潭及湄潭下属的永兴镇,还有一部分,迁到了贵阳附近的青岩。
在湄潭浙江大学西迁陈列馆的藏品中,一盏高脚油灯引起了我的注意。浙大来湄潭时,湄潭尚未通电,照明所用,全是桐油灯。桐没灯不仅光线微弱,而且发出浓烈的黑烟,在灯下看书一两个时辰,擤出的鼻涕竟是黑色的。
训导长费巩很痛心,他想为学生们做点什么。几经研究,费巩改良制造了一种更明亮、油烟也更小的铁皮灯。他把设计图纸送到洋铁铺,制作了八百盏灯送给学生们;后来,整个湄潭城都用上了这种灯,人们把它称为费巩灯。
就像西南地区的大多数城镇一样,湄潭遍街都是茶馆。为此,有的浙大学生选择到茶馆读书。到茶馆读书的学生中,有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胖乎乎的,有点婴儿肥。谁也没有意料到的是,仅仅十六年后,这个青年竟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就是李政道。
学生生活艰难,教授生活同样窘迫。后来成为两弹元勋的王淦昌家有八口人,为谋生计,他的夫人养鸡喂鸭,甚至还养了一只羊。不想,有一天,这只羊竟丢失了,王夫人哭得非常伤心,整个浙大都知道了此事。不久,这只羊居然找回来了。--其实,这只羊根本不是王夫人养的那只,而是浙大师生凑钱另外买的。
以后,当王淦昌到位于郊外的实验室工作时,他一定会细心地牵上那只羊。羊在门外吃草,他在实验室工作。这一年,浙大举办迎春晚会,晚会上有一个谜语,谜面:王淦昌放羊。谜底:一举两得。
数学家苏步青也是一家八口,和王淦昌一样属于人多钱少的困难户。他与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一道,两家合住在一座破庙里。很多时候,苏步青家中只能以地瓜蘸盐水做主食。有一天,他突然把几个学生叫到家里,拿出一包衣服,请学生们帮他卖掉。他身为教授,委实拉不下面子去街头叫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湄潭期间,苏步青白天上课种菜,晚上就着油灯写作,几年之间,竟发表论文三十一篇。那时候,权威的《自然》杂志,经常收到中国学者的投稿,信封上的地址就是:浙江大学,湄潭,中国。
结束了在永兴的寻访返回湄潭县城时,我驱车去了一个叫中国茶海的地方。湄潭城边,与市区一水之隔的城南,一山绵延而过,山上青翠欲滴,全是一垄接一垄的茶树,这座山叫象山,浙大西迁期间,因缘际会,这座明清时就建有茶园的茶山,被誉为中国现代茶业第一山。
1940年初,当浙大正为迁到湄潭紧锣密鼓做准备时,中央实验茶场在湄潭成立,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昆虫学家刘淦芝任场长。四个月后,浙江大学农学院迁到湄潭。于是乎,强强联合成为必然。刘淦芝担任茶场场长的同时,还被聘为农学院教授。浙大帮助茶场分析茶叶理化指标,参与茶树病虫害调查,并共同创办了西南最早的职业学校。
在青碧的湄江之滨,一座绿树覆盖的山上,立着一只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壶,它意在向每一个外来者表明,湄潭是一座茶城。就在与茶壶一江之隔的对岸,我寻找到了几栋已成危房的老建筑,它的名字叫万寿宫。这就是曾经的中央实验茶场场部,也是浙大研究生院所在地。
刘淦芝常邀浙大教授苏步青、江问渔等人到风景优美的茶场品茗。他们品茗时,谈论的最重要话题竟然是诗词。这一群术业有专攻的大知识分子,都有深厚的旧学功底,那喜欢吟诗作词。
1943年,他们在湄江边结成湄江吟社。吟社的宗旨是“公余小集,陶冶性情”“留一段文字因缘,借为他日雪泥之证”。人称“九君子”的九名社员,当年聚会八次,创作诗词二百五十八首。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遵义和湄潭,浙大师生欣喜若狂。他们明白,流亡的日子即将结束,他们很快就会回到久违的西湖之滨。从1937年跨出西迁第一步,到1946年返回杭州,浙大的流亡办学几近十年。
十年中,浙大出人意料地从一所地方大学,成长为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齐名的民国四大名校之一。西迁之初,浙大只有三个学院,随迁学生四百六十人;十年后,它发展成有七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学生增至二千二百余人。
据1989年统计,当时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将近三百人,其中有二十七人曾在浙大任教,有四十人是浙大毕业生,这六十七名浙大师生中,超过八成的人参加过那场被誉为“文军长征”的浙大西迁。
小小的湄潭城,也打下了浓重的浙大烙印,诸如街巷和学校的命名:可桢路、浙大北路、浙大南路、求是路、浙大小学、求是中学。这座深藏于千山万壑中的小城,浙大在此六年,是它最值得骄傲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