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乐山

1943年5月，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会见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送客人出门时，摄影师为他和教务长朱光潜、理学院代院长叶峤拍了一张合影。站在三人蹭的王星拱神色严峻，略显忧郁。时年五十多岁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

如果仔细对比十年前他刚从王世杰手里接任校长时的另一张照片，更叫人惊悸于光阴之疾速与韶华之易逝。作为武汉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王星拱最深刻最恒久的记忆无疑就是乐山岁月。

武汉大学的前身，系清末名臣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自强之名，源于“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1890年，张之洞在武昌设两湖书院。书院费用，多由两湖茶商捐助。为奖掖茶商，张之洞下令增设四十个名额，专门招收两湖茶商子弟入学。

及后，在曾广敷（曾国藩侄孙）建议下，张之洞以两湖书院的四十名茶商子弟为基础，设立专门培养外语和商务人才的学堂，即自强学堂。1902年，自强学堂改名为方言学堂。1913年，北洋政府以方言学堂为基础，筹办了我国第二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1923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8年，学校最终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为王世杰。那一年，王星拱受蔡元培之邀，前往武大执教。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武汉大学已发展为有五个学院以及两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日益彰显。敌强我弱，用空间换时间成为决策者的主要思路。因而，规模宏大的西迁已是必然。地处中国腹地的武汉，自1937年南京沦陷后，也成为一座随时可能易手的危城。

于是，在珞珈之麓、东湖之滨落成新校舍才五年的武大也不得不把西迁提上议事日程。中国东部、北部的大学都向西部迁移时，如同浙大、清华、北大、南开、同济等大学一样，武大的主要去处无非也是西南的云、贵、川三省。

由王星拱牵头，武大成立了迁校委员会，杨端六任委员长。多次派员实地考察后，武大决定迁往四川乐山。武汉到乐山，今天的公路大约长一千二百公里，开车也就十多个小时。如果是飞机，则不超过两小时。

但是，八十年前，飞机还是罕物；即便公路，也是东一段西一截，完全不成体系。因此，从武汉到乐山，最主要的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溯长江抵宜宾，之后，折而北行，逆岷江而达乐山。

这不仅是一条逆流之路，同时也是一条需要穿越夔门天险的艰辛之路，还是一条时时可能遭遇日机轰炸的危险之路。八十一岁那年，著名传记文学家、教育家朱东润先生开始撰写回忆录。梳理漫长一生时，朱东润对1938年奔赴乐山的经历记忆犹新。

在老家江苏度假的朱东润接到了武大从乐山打来的电报，要求他1939年1月15日前赶到学校。接到电报那天，是1938年12月2日。表面看，他有一个多月时间用来赶这段路，似乎非常充足。但几十年前的交通条件，加之半个中国已陷入战火，他的旅途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朱东润在上海上船，途经汕头，轮船要停一夜，他上岸后，“只看到一片瓦砾”，因为，汕头刚遭遇了一场轰炸。在香港，朱东润又买了一张船票，从香港驶往越南海防。到海防后，乘火车到河内。再由河内乘火车，经河口进入云南。

到昆明，已是1938年最后一天。略事休息后，他到汽车站买到了一张1月2日到贵阳的车票。汽车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行驶了两天多，第三天下午，终于到了贵阳，与朱东润结伴同行的，有三个中央大学学生。

他们在贵阳买了汽车票，直开重庆。经过遵义、松坎，到达海棠海的时候已经天黑。匆匆过了江，在大梁子找到旅馆，这天是1939年1月8日。在重庆一打听，到乐山的汽车票只有下月才有。朱东润说：“我身边恰恰剩有一百多元，随即买了去乐山的飞机票”，直到13日下午1点，距校方的期限只有两天时，朱东润终于到达了乐山。

重庆和乐山之间，除了公路和水上飞机，运量更大的其实是水运。著名作家叶圣陶受武大文学院院长陈源的邀请，前往乐山担任中文系教授时，走的就是水路。通行于重庆与乐山之意的船只，先溯长江而上，到了宜宾，转而进入岷江。

叶家一行七人在局促的统舱里坐了好几天：第一晚泊江津，第二晚泊合江，第三晚泊纳溪，第四晚到宜宾。在宜宾等了一天，换了一条小汽轮，在犍为泊了一晚，次日下午4时抵达岷江边的一座小镇—观音场。此地距乐山城区还有十来公里，岷江水太浅，轮船再行便有搁浅之险，“于是雇请一划子，人物并载。船夫四人拉纤，逆流而上，直以晚上8时抵乐山。”

与浙大西迁的万里长征相比，武大西迁由于路途短，相对要轻松一些。不过，尽管如此，其艰辛依然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首先是运力不足，一票难求。其次，西迁途中，两度遭到日机轰炸，仪器、文件损失惨重，幸无人员伤亡。其三，入川的船只舱小人多，又值春夏，疾病盛行，不少师生染疴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