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已经消失
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在乐山市区交汇，形成了一个U字形的半岛。这个半岛，也就是千百年来的乐山老城区。与今天庞大且日日新的新城区相比，老城区狭窄而衰败。但八十年前，当五湖四海的武大学子来到川西一隅时，这座U形半岛就是他们生活的最主要空间。
深处内地的乐山，古称嘉州，自古以秀丽的山水和发达的井盐业著称。同时，这里的紫土丘陵，也是典型的精耕细作农业区。尽管半壁河山沉入血海，但武大初迁时的乐山还是一片难得的安宁之地。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迁入人口的增多，物价开始上涨，尤其是日机对乐山的大轰炸后，生活骤然由安舒变得艰难。1939年8月19日，三十六架日机飞临乐山，一番狂轰滥炸后，四分之三的街道化为瓦砾，民众伤亡达三千余人。以这场大轰炸为界，武大师生的生活前后也渐有了天壤之别。
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算是高收入阶层，如果不是战争，他们都能过上优渥舒心的生活。但战争改变了亿万兆民的命运，包括教授。乐山被炸以及战争的全面铺开，以及西南成为唯一可以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大后方，使得物价暴涨，日甚一日。和上一年相比，1940年许多物品涨价竟至十倍以上。
中文系教授苏雪林是知名作家，抗战之初，她把自己攅下的两根金条捐给国家。物价飞涨后，打了七折的薪水真的只够买柴和水了，为此，她不得不荷锄汲水，灌园种菜。1941年夏秋，苏雪林一家人“整整吃了四个月的豇豆和茄子，现在则每天上桌的无非是胡萝卜和芥菜。”
工学院教授郭霖，二十七岁考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机械造船专业，曾获八国留学生数学竞赛第一名。武大西迁时，他是迁校委员，先行到乐山，负责校舍维修。老照片上那块“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的牌子，就出自他之手。武大的大礼堂和合班教室都由他设计。
乐山期间，郭霖主讲过十四门课程。为了支持抗战，他慷慨捐款一千银圆，并自行设计了钢盔和防毒面具送往前线。如此德才兼备的良才，却因长期劳累，生活清苦，终至积劳成疾，患上肝硬化后一病不起，于1942年2月29日，病死在乐山，时年四十八岁。
教授如此，学生更是等而下之。学生本身没有收入，全靠家庭支持。但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大多与家中音书两断，根本无法指望。幸好，国民政府向学生发放有贷金，数额虽少，尚能填饱肚子。
1940年，武大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全校一千三百六十三人，男生营养不良一百四十四人，营养中等九百一十六人，比较良好的仅一百一十七人。比营养不良更严重的是缺医少药。1940年，武大平均每天有四十余人患疟疾，但治疗该病的特效药奎宁，每天至多只有十支。。
从1938年到1943年五年间，武大学生因病死亡者竟超过一百一十人，为此，位于乐山城区西北的武大公墓不得不一扩再扩，乃至于学生们把它称为第八宿舍—事实上，武大只有七座宿舍。
作为昔年的武大总部，乐山文庙近年终于从某中学收回，由文物部门管理，并开始修缮，据说将打造成景区。空荡的庭院中，摆放了一些展架，是一些关于武大的史料。我注意到了几排黑白照片，他们便是夭亡在乐山的部分武大学生。
乐山师范学院是乐山本地的一所普通高校，地处老城区。昔年武大的多处遗址，现在大多纳入了乐山师院校园：工学院教室变成了师院南馨苑，工学院图书馆变成了师院美术学院办公楼，实习工厂变成了师院附小。
大概鉴于这种空间上的承续，乐山师院校史馆里，辟有一间小小的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纪念堂的展墙上，布置着数量众多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人就是那个年代这所学校的主角儿。我徘徊其间，仔细打量那些照片。我知道，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长辞尘世。
物质匮乏，条件恶劣，这是抗战时期几乎每一所内迁高校同样要面临的问。然而，武汉大学从未因此放低教学要求。入校后，一年级得过英语读写关。不仅大多数教材是英语，课堂教学也几乎全用英语，或是英语夹汉语，作业和试题，必须用英语解答。
每学期，每门课要进行两次考试，每个同学的成绩都要公布。如果不及格，就以红色示警。由于要求太严，每次考试，成绩榜上总是一片触目惊心的红色。甚至，由俞忽教授任教的结构学课程，某次考试全班三十多人仅一个及格。
武大校长任上，王星拱坚持理论与应用并重并行。就理论来说，乐山期间，王星拱说服教育部，成立了文科和理科研究所。那时候，这所在水之湄的小城，创建了中国唯一一个致力于非医学细菌学研究的实验室和中国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完成了第一本用汉语写作的宇宙射线专著；在世界权威刊物《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就应用来说，武大师生对乐山丝绸业、盐业等工业进行了调查，参与国民政府经济部的盐碱实验室的研究与创新；新办的矿冶工程系和机械工厂，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机械人才，还为乐山最兴盛的井盐业和采煤业设计制造了大量配件；研制了第一台吸卤机；在岷江上搭建了第一座浮桥……
长期以来，王星拱礼贤下士，通过各种关系聘用了各学科最优秀的学者、专家到武大，武大在川期间，教授多达百人以上。20世纪40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选拔了四十五位部聘教授，武大入选人数位居全国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