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三峡、入夔门
这位像“乡下教私塾的先生”的老者，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陈望道。其时，他的身份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新闻系主任。几十年后，我来到陈望道为同学们上课的地方。
那是嘉陵江挣脱缙云山的羁绊后，在北碚城区对岸形成的一小块平原。这种小平原，四川话称为坝子。一条东西向的小溪将坝子分成南北两部分，当地人分别称其为上坝、下坝。不过，自从20世纪40年代起，下坝更名夏坝。
更名者就是陈望道，改下坝为夏坝，意为华夏之坝，以示不忘根本。从1938年至1945年，西迁的复旦大学在嘉陵江畔度过了八载抗战岁月，夏坝也从北碚管辖的一个小乡场，一跃成为与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和陕西城固古路坝齐名的文化四坝。
筚路蓝缕地惨淡经营多年后，到1936年，复旦发展为具有文、理、法、商四大学院十六系科的综合性大学，并附设中学、实验中学各一所，小学两所；复旦校友还在广州和重庆创办了复旦中学。至此，在当时全国一百余所高校中，复旦声名鹊起。
当复旦如旭日初升时，中国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日本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舰炮轰上海闸北，海军陆战队进攻闸北和江湾等地。复旦的校舍，正好就在江湾。
隆隆炮声中，大批校舍化为瓦砾。十多天后，新学期开学，前来报到的学生寥寥无几。此时，校长李登辉已在一年前因学生运动而被迫离职，由吴南轩以副校长的身份主持工作。吴南轩意识到，战火纷飞的国难年代，复旦显然无法再在上海办下去了。
教育部派员来沪，要求复旦、大同、大夏和光华四所私立大学，效法平、津的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临时联合大学并西迁。大同和光华因缺少经费而退出，余下复旦、大夏组成临时联大，并分两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迁江西；第二部以大夏为主体，迁贵州。
民国时期，庐山修建了不少洋人和政要的别墅，以及配套的公共设施。从淞沪会战中西行的复旦师生，在吴南轩的带领下来到庐山，租下一座医院作为校舍，并于当年11月8日开学。开学仅四天，噩耗再次传来：上海沦陷，日军逼向南京，庐山不再安全。在庐山办学不到一个月的复旦师生，不得不再次踏上西行的旅途。
最初，他们的计划是辗转贵州，到贵阳与大夏大学会合。然而，贵阳方面办学条件不尽如人意。于是，一路西行的复旦师生在宜昌等候半月后，终于分三批入川。他们穿三峡，入夔门，来到了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西南重镇—重庆。
其时的重庆，不仅有复旦校友组建的同学会，还办有复旦中学。前一年，校长李登辉曾到重庆，参加重庆复旦中学成立纪念。复旦师生抵渝时，位于市区菜园坝的复旦中学已放假，空出来的校园正好暂借给复旦大学。
借房子只是权宜之计，当复旦与大夏组成的临时联大实际已不复存在，双方确定各自办学后，在重庆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建设新的复旦校园，便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岩石随水曲折曰碚。嘉陵江冲出温塘峡等峡谷后，终于迂回挣脱了缙云山的阻挡。峡口，江心矗立着一块白色巨石，是为北碚得名的由来。距巨石不到一公里的下游，现在一座大桥凌空水上。大桥连接的东西两岸，各有一座纪念馆---它们隔嘉陵江相望，一座是位于江东的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一座是位于江西的卢作孚纪念馆。
北碚离市区较远，且有缙云山庇护，空袭危险相对较低。为此，全面抗战爆发后，北碚被划为重庆的疏建区和迁建区。据统计，抗战期间，内迁北碚的单位，包括二十九家党政机关、九家工矿企业和三十个科教文卫单位，其中，便有一路西行，终于在北碚这条诺亚方舟中站住了脚的复旦。
今天的北碚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大门外是一条公路，公路一侧，有几十级石梯，通往嘉陵江。那时，这里是一个叫下坝的小村庄。这片方圆千余亩的坝子上，星星点点地居住了几十户人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低矮茅屋。复旦大学的新校址，就选在了这里。
一方小小的弹丸之地，一下子涌进一千多名师生，并且，作为一所大学，还得有教室、食堂、图书馆、实验室和办公室，夏坝—陈望道已经把它从下坝改名夏坝—完全不具备相应的安置能力。一切，只能因陋就简。
校办是一所破庙，教室、图书馆、食堂都是租用的民房。教室不仅破烂、昏暗，而且连桌凳也不够，学生们都养成了尽早占位的习惯。不然，稍微晚了，只能站在门外。至于“图书馆”更是小得可怜—那是租用的两间邻街的小屋。抢修出来的几排平房，充当学生宿舍。
川渝多茶馆。几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一个终日热气缭绕的考虑灶，以及几十副由三件套组成的茶具，便是一个茶馆的全部家当。茶客只需很少一点小钱，就可以在里面坐在半天乃至一天。这些平易的民间茶馆，成为复旦学子最好的自习室。
那时，北碚城区已经通电，一江之隔的夏坝却与电无缘。入夜，复旦学生宿舍里，油灯如同萤火一般闪烁—按规定，学校为每两名学生准备一盏油灯。学生们坐在简陋的宿舍里，两颗头碰到一起，就着微弱的光芒自修。
复旦和私立大学，政府的扶持极为有限。由此，吴南轩考虑将私立改为国立，以期获得政府资助。1941年底，复旦顺利转制，校名由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后，复旦的办学条件有所改善：过去所欠债务一百一十三万全部免除，教育部除每年拨给行政经费一百二十万外，还增拨一次性临时费用十七万。
于是，在吴南轩主持下，一所初具规模的大学出现在了嘉陵江边的原野上：四幢教室—分别截取复旦校训命名为博学楼、笃志楼、切问楼和近思楼；四幢女生宿舍、六幢男生宿舍和六幢教师宿舍，以及食堂、图书馆和登辉堂—几十年后的今天，登辉堂保存完好，成为复旦在北碚的校史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