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先生

距复旦大学校史博物馆大约百余米的地方，是连接北碚城区和夏坝的嘉陵江大桥。桥下一角，有一方小小的墓园。孙寒冰在此已经长眠八十多年了。在周谷城题写的“孙寒冰教授之墓”墓碑东西两侧，各有一块碑。

一块立于1988年，立碑者为复旦大学校史研究会重庆分会，名为“孙寒冰墓志”；一块立于1941年，立碑者为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代理校长吴南轩和副校长江一平，名为“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

孙寒冰，江苏南汇县人，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尔后留美，毕业于哈弗大学。1927年回国后，一直在母校任教，并升至政治系主任。1938年底，孙寒冰由香港经昆明抵重庆，出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1940年5月27日，三十余架日机飞临北碚上空，狂轰滥炸中，孙寒冰遇难。

孙寒冰遇难后，不仅重庆、桂林和香港等地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行政院特颁褒扬令，蒋介石、林森等政要为之题词，郭沫若、胡愈之、夏衍等文化名人都撰写了纪念文章，胡愈之称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文化战士”。

孙寒冰在彼时文化界、教育界乃至政界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于他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更在于他是一个优秀的出版人—他创办的黎明书局和《文摘》杂志，尤其是后者，对他生活的时代，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1929年，孙寒冰与友人一起创办了黎明书局，他任总编辑。在孙寒冰的主持下，黎明书局出版的图书兼容并包，凡有影响的著作，不论书局是否赞成其思想，均可出版。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是由该书局出版的。

与黎明书局相比，对普罗大众影响更大的是《文摘》。1937年，孙寒冰在上海复旦创刊时，他给《文摘》的定位是“杂志的杂志”，即把国内外各种杂志的文章精华摘录或翻译刊登。孙寒冰意识到，作为一本有影响力的杂志，鼓动抗日、宣传救亡图存，乃是《文摘》的历史使命。

不久，为适应瞬息万变的时局，孙寒冰把《文摘》改名《文摘 战时旬刊》。编辑方针调整为：宣传抗战必胜，日本必败。《文摘》刊登的文章，几乎都围绕着这一编辑方针。比如七七事变次月，出版了《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以后，又在国内第一次翻译并刊登了斯诺的《毛泽东自传》。

孙寒冰死后，《文摘 抗战旬刊》并没有停刊，而是由复旦师生继续编辑出版，直到抗战胜利—自孙寒冰遇难，以后出版的每一期杂志封面，都印上几个醒目的大字：孙寒冰创办。大轰炸中殉难的孙寒冰没有迎来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他的一名法学院的同人，却成为抗战胜利后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法官。

他就是梅汝璈。1946年1月，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收到了一张不同寻常的请假条，请假的是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梅汝璈。梅汝璈系江西南昌人，十二岁入清华留学预备班，二十岁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

日本投降后，盟军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拟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作为同盟国重要成员，中国应盟军统帅部之请，要派出司法人员到东京参加审判。最终，经过综合比较，来自上海高等法院的向哲滩为检察官，来自武汉大学的吴学义为顾问，来自复旦大学的梅汝璈为审判官。

东京两年多，作为中国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梅汝璈在席位安排时引经据典，使中国排在英国之前；在坚持死刑处罚时，他辩才无碍，使东条英机等战犯被处以极刑。

术业有专攻。复旦在北碚的八年里，它所设立的五院二十二系，可谓名师如云，精英如雨。他们的事迹或许不像孙寒冰、梅汝璈那样曲折复杂，但他们在各自领域里，或是开先河的大师，或是启未来的泰斗。

如原为实业部官员的李蕃，他在复旦主持统计学系，是为中国统计学系的开创者；如后来曾任新中国首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吴觉农，他在复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业专业；如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钱崇澍，每周都要带学生到野外考察，而校园对面的缙云山，就是天造地设的最佳课堂。

复旦想方设法，邀请各路知名人士来校讲座。当年莅临夏坝的，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包括了李约瑟、于右任、郭沫若、梁漱溟、王芸生、竺可桢、孙科、邵力子、宗白华、梁实秋、黄国璋、胡小石、余上沅……

不论是就职于复旦的大师，还是偶尔前来讲座的名流，他们对复旦学生的影响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恰到好处地论证了那一著名论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