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学子
复旦在上海时，学生主要为江浙子弟，很少有东北人。复旦迁北碚后，开始有大批流亡的东北学生考入。与江浙学生相比，东北学生的生活更加困苦—他们大多数人早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只能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在异乡的洪水中随波逐流。
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国民政府尽管极其困难，仍然发放贷金，每人每月可领八元，其中六元做伙食费。伙食由学生自办，教职工大多与学生同灶吃饭。以复旦而言，早餐为稀饭，以榨菜或花生米佐餐；午餐是晚餐，每桌有两荤两素一汤。
这伙食标准，看上去似乎不错，但分量其实根本不够。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僧多粥少，总是不够吃。由是，学生们发明了吃饭战略：盛第一碗时，要少，这样就可以抢先盛第二碗。
大学四年，虽然吃饭不花钱，但衣服和其他生活所需，仍然要钱。为此，一些学生又发明了轮流休学—几个要好的同学，一人休学工作，挣钱供给另外几个同学上学，大家轮换进行。
复旦在北碚八年，学生总人数约三千，其中选择投笔从戎的多达七百余。尽管他们因学历较高，一般都充任译员或技术人员，伤亡比例不像一线战士那么高，但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仍然在锦瑟年华为国捐躯。
飞行员梁添成即其一。梁添成祖籍福建南安，系印尼华侨。事实上，早在复旦内迁北碚前两年，他就投笔从戎，考入中央航校。当复旦迁到北碚时，他也从航校毕业，成为一名中尉飞行员—他守护的蓝天，正是包括他的母校在内的陪都重庆。
一年后，梁添成参加的第一场对日空战中，他击落了第一架敌机；此后三天，他又连续击落三架敌机。1939年6月11日，五十四架日机从武汉起飞，同时空袭重庆和成都。其时，梁添成所属的第二十七航空中队守在白市驿。
当天下午，梁添成和战友们奉命升空迎敌。激战中，梁添成的战机中弹起火，坠毁于距重庆市区几百里的涪陵山中。这一年，梁添成只有二十六岁，他的妻子夏伊乔怀孕三个月。后来，夏伊乔生下遗腹子梁国秀，夏伊乔则改嫁著名画家刘海粟。
同为上前线的复旦学生，曹越华要比梁添成幸运。复旦校史纪念馆的展厅里，有一幅婚纱照。拍摄时间为1945年11月24日，拍摄地点是与夏坝一水之隔的北温泉公园。照片上这对年轻得让人羡慕的伴侣，他们的爱情之火，是由一封战地情书点燃的。
战地情书的书写者就是曹越华。情书中，曹越华深情地写道：“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参入在捍卫国家和民族第一线战士的队伍—匍匐在密支那阵地的战壕里了—亲爱的，给我一个答复吧，您深情的目光辉映着我曾经苍白的青春，我将回报你最倾心的微笑和任何风浪都无法剥落的温柔。“
复旦外语系毕业生曹越华，原本应召外事局后到昆明充当英语译员，不想，一年后的1944年7月，他突然接到命令，从昆明调往印度。接到通知次日，他被送上了军用飞机，甚至来不及向亲朋—包括他的心上人—辞行。
在给女友王德懿的情书中，曹越华详细描写了他艰苦卓绝的战地生活：“我被浸泡在新一军新三十师八十八团第三营在前线阵地上专门搭建的一个‘人’字形战壕里，热带气候暴雨如注，刹那间就灌满了水。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空，火光升腾，硝烟弥漫，四周的枪声、炮声、雨声交混在一起。这情形将一个从未摸过枪的人推到极度的考验之中。“
后来，曹越华回忆说，那个永生难忘的夜晚，有三点感觉特深：一是对生命死亡的恐惧感，二是对母亲养育的恩爱感，三是对我在昆明交往上的一位交大毕业的美丽姑娘的思念感。令曹越华欣慰的是，王德懿带给了他安慰和鼓励。他说，王德懿在信中对他讲：“你来前线为盟军服务，一定要彻底打败他们，雪耻相报真正的国仇家恨。“
收到这封情书的大半年后，身着白色旗袍的王德懿，看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熟悉身影。然后，是北温泉拍下的婚纱照，是嘉陵江见证的婚礼，是七十年相濡以沫的深爱。后来，百岁高龄的曹越华年事太高，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却一直记得那封在热带丛林里写下的滚烫情书。
和曹越华同年毕业的复旦统计系学生吕德润，没有从事统计工业，而是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被没看到缅北战场。一年多里，这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或搭B-52轰炸机，或坐前线战车，甚至徒步穿越丛林，采写了上百篇来自最前线的战地报道。
这些用军用密码发回国的报道，向国人介绍了中国驻印军队反攻缅北，以及开辟中国当时唯一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等影响抗战史的重大事件。国人从这些报道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力量。
复旦新闻系毕业的朱启平是《大公报》的另一位战地记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长期跟随美国太平洋舰队采访。1945年9月2日，停泊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上，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如期举行。
见证这一重大事件的记者有两百余人，来自中国的只有三个，朱启平即其一。次日，朱启平发回了长篇报道《落日》。这篇报道，不仅经常被记述二战的书籍引用，还被当作新闻通讯范文收入大学教材。
当带着油墨味儿的《大公报》送到北碚，复旦师生们读完这篇跌宕起伏的文字，忍不住又一次欢呼雀跃—如同二十天前，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学校时，那一夜，奔走相告的师生点燃火把，在小小的夏坝一遍又一遍地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