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周记—周人何来（下）

在旬邑西头遗址，通过对出土遗物的类型学比较，并结合碳-14测年，考古学者建立了从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的年代序列，为区域文化演进提供了重要标尺。

其中第一个阶段为先周时期，此时遗存数量较少，面积仅为30万平方米。第二阶段为西周初年，遗存数量骤增，成为这一时期泾河中游地区的聚落核心，面积达到了200万平方米，而这两个阶段在时空特征上与史籍中的“公刘迁豳”事件较为接近。 假如生活在豳地的是周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经过植物浮选，周人餐桌上的食物出现在了显微镜下。

在西头遗址，考古学者发现，粟黍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很高，说明在这个区域它们在古代居民的农业种植和粮食消费中占有绝对优势。考古研究表明，早在距今约1万年左右，粟和黍就已经被中国古人驯化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作物。

但令考古学者意外的是，西头先民的畜牧业也达到了一定规模。 枣林河滩遗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位于三水河中游几字形拐弯处，三面是沟，两侧是很陡的断面，南北宽不到100米，可利用的土地空间非常小，在这样的地方发展畜牧养殖，可见周人生存的韧性和灵活性。

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古豳地这片区域人口数量持续增长，聚落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可是多座遗址的出土物碳-14分析显示，公元前1200年前后，这片繁荣的聚落突然走向衰落。 据《史记 周本纪》记载，至古公?父时，周人曾因戎狄的反复侵扰，举国迁离故地。而碳-14分析结果，可与史书所载的事件相互印证。这些对应为旬邑西头遗址与先周历史的关联，又增添新的证据。

透过对同期考古遗址的环境分析，人们发现那时的泾河流域遭遇了干旱少雨、风沙干扰，植被退化的灾害频发期。据《史记 周本纪》记载，因为环境变化，游牧为生的戎狄部落对周人反复侵扰，古公?父为保全百姓，毅然做出了主动迁离的决定。古公?父选定了岐山脚下的沃土周原定居下来。1942年，考古学家石璋如来到岐山脚下的这片园林，经过考古调查，他初步认定岐山县附近区域为周人都邑。

这次考古实践也为之后的寻周之旅指明了方向。1957年，齐家、召陈两处遗址相继被发现。1976年，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庄白一号窖藏，惊艳众人。1981年，强家一号西周墓被抢救性发掘。1982年，扶凤县和岐山县交界处约48平方千米的范围被命名为周原遗址。

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授李伯谦动议，联合三家单位组成考古队，继续在周原遗址进行发掘。作为最有可能是岐下的考古地点，这里发现了40多座夯土建筑遗址，900余座墓葬，多个西周时期的手工业作坊，大量青铜器和西周甲骨，40多件刻有“周”字的陶片。

令人遗憾的是，直至2020年始终未发现先周时期的大型居址或城墙遗迹 。于是考古学家将探查范围扩大，以更扎实的工作寻找先周歧下。 2012年，考古队再次回到周原遗址，不久，他们在云塘村发现了一座西周时期的池塘，这所池塘远离自然水源，也不是流水汇聚而成。

这是土壤遭长期浸泡的结果，表明此地层应是河床的沉积。顺着淤土走势，考古队员相继发现多条人工沟渠，然而唯有找到水源才可能进一步确认水渠与池塘的功能。水系、建筑，这样的遗迹被称作框架性遗迹。从他们入手探查，可对遗址的布局和性质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

接下来如果考古队能找到先周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就能基本确定此地就是岐下。那段时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师生在周原遗址附近的村庄四处踏查。2020年，考古学者在周原遗址的南侧发现一组建筑，面积超过2500平方米。这所建筑被命名为王家嘴一号建筑。如此规模的建筑机制，唯有动用大规模的劳动力才能够修建完成。这充分表明迁到岐下的周部落先民已然发展壮大，具备了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

王家嘴一号建筑的发掘，为确定周原遗址即是先周岐下所在地提供了关键证据。顺着这一线索，考古学者又有了重要发现。遥感地图显示，在周原遗址发现的几条沟渠与自然水系形成了两处特别的转角，两个转角之间连线会得到一个非常规整的长方形，也许这正是城墙的轮廓。

2020年，一座沉睡了3000年的西周古城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它兴建于商周之际，东西长接近1500米，南北宽1065米，面积达到175万平方米，是截至目前考古发现商周之际规模最大的城址。

城池的发现更加证明了周原遗址的重要性，也给予了考古学者继续在周原遗址探寻周人早期历史的信心。从2000多年前的西汉京兆尹张敞，到今天的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历经千年探寻，将周人先民发展史的关键遗迹，拂去历史的尘埃，重现我们眼前。而早期周人不忘初心，辗转奋斗的史诗般画卷已然永存于世。

从后稷居邰到公刘居豳、古公?父迁岐，他们在寻找目标，他们在积蓄力量、落脚周原之后，他们将城池建在了远离河流的地方，并通过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修建了完善的积水设施，让城市运转。时间流逝，力量聚集，这个曾经弱小的部族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