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的远方来路（中）

彩陶与小米

虽然蜀道上已经有了最早的旅客，但细石器猎人们随兽群来去，只是四川盆地的匆匆过客，这里真正的开发还要等待农夫们的眷顾。

进入仰韶时代，黄河流域越来越成熟的农业支撑起更多的人口和更复杂的社会，特别是关中平原，作为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这里的农业聚落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对外移民的步伐陡然加快。

仰韶移民携带着文化的种子北达大青山、南到江汉、西至新疆、东到大海，处于重峦叠嶂之中的四川，也留下了他们的痕迹。从约5000年前开始，西北地区的移民开始多次进入四川盆地。

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走访中于四川茂县凤仪镇营盘山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房屋基址、人祭坑、陶窑等遗存，文化面貌与约5000年前活跃于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近同。

2002年，在营盘山附近的波西又发现一处遗址，从伴出的彩陶碎片来看，这批遗存的主人来自仰韶文化家族中最为繁盛的庙底沟文化，时代约在6000年前。同年，不远处的沙乌都也有了发现，其文化面貌则与营盘山、波西等外来文化因素更重的遗址有所不同，体现出了盆地内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只是时代要晚得多。

在这批遗址中，营盘山的意义更加重大，在对营盘山遗址土样的浮选中，发现大量粟、黍等农作物种子，其比例在所有种子中过半，这意味着在营盘山兴盛的时代，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已经出现在川西的群山之中，而这也是整个四川已知最早的农业遗存。

营盘山遗址出现了四川最早的农业遗存，且其文化面貌与同时期的甘肃地区高度相近，这表明四川盆地的旱作农业并非本地独立起源，而是中国西北地区文化传播与扩散的结果。从地图上看，马家窑文化分布区与茂县之间隔着川西高原，即使在今天也坎坷难行，来自甘肃的农夫们又是如何抵达此地的呢？

营盘山、波西、沙乌都遗址都建于岷江两岸的台地上，岷江发源于川西北松潘岷山南麓，其上游流经之地重峦叠嶂、深谷纵横，并不适宜居住，但岷江河谷却是少有的能在山地中穿行的天然通道，顺岷江峡谷一路向南即可从都江堰附近进入成都平原。

如沿岷江向北，在其上游处翻越山岭，穿过阴平关，又可抵达白龙江河谷，再沿白龙江河谷即可抵达陇南乃至陇西，这条道路就是入蜀诸道中颇负盛名的古阴平道。邓艾便是由陇西出发，经阴平道，偷渡阴平奇袭成都而一举灭蜀。

营盘山等遗址所在的茂县凤仪镇，正是这段险峻古道上不可多得的“歇脚点”，此地是岷江上游河段面积最大的一片冲积扇平原，土地相对平旷，土壤、水情都相对优越。对于千里南下的甘肃农夫们来说，穿越了险峻的重重山脉，正好可以在此停止脚步，于是营盘山遗址便留下了古人生活的痕迹。

至少在5300年前，茂县营盘山先民已开始种植粟、黍。该遗址距富饶的四川盆地近在咫尺，最近处仅数十千米。按常理，已在此立足的马家窑移民应能迅速突破最后屏障，进入盆地内部沃土。

然而考古证据显示，他们迟至200年后方在70千米外的什邡桂圆桥建立聚落，这一时间差令人费解。究其原因，川西北山地与成都平原迥异的地理气候条件可能是最大阻碍：前者海拔较高、干旱少雨，与粟黍主产区—中国北方环境相似；后者则海拔低平，降水丰沛，气候温暖湿润，日照偏少，反而不利于粟黍生长。

这一生态屏障或合营盘山先民望而却步。直至水稻传入，局面方得改观：喜温湿的水稻与成都平原水土条件高度契合，源自黄河流域的古蜀先民迅速接纳了这一长江流域的新作物，并以惊人速度向周边扩张，开启了成都平原农业开发的新篇章。

到约4000年前，古蜀人已经将成都平原变成了人口稠密之地，凭借与水稻共同传入的筑城技术，鱼凫城、高山古城、宝墩古城、双河古城等城池拔地而起，终于形成了“古城林立”的格局。

从粟作到稻作的转型，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内部不同区域间的互补与融合。正是这种“外来种子落地生根、本土文明主动吸纳”的机制，使中华文明在面对环境挑战时始终保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这不仅是农业技术的更替，更是文明连续性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