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的远方来路（下）

三星堆与大禹的后裔

四川盆地文明史的第一座高峰，无疑是以广汉鸭子河与牧马河流域的三星堆古城为核心的三星堆文化。自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以来，这座遗址在历时百年的发掘研究中，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

特别是随着8座祭祀坑的陆续发现，数以万计的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及海贝重见天日—其数量之巨、体量之大、造型之诡谲、纹饰之繁缛，无不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发现证明：早在3000多年前，四川盆地的文明高度已不逊于任何其他地区，包括被誉为“大邑商”的殷墟。

早在最初发掘时，发掘者葛维汉就在考古发掘简报中指出，三星堆月亮湾地点出土的这批玉器与安阳殷墟等中原地区所出玉器的种类、形制都极为相似。在此后的考古发掘里，这一联系更是不时浮现，逐渐将破碎的拼图补全。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众多玉器中，有一类玉器尤为引人注目：器型体长而扁，一端分岔成刃，两侧琢有扉棱—此即“牙璋”。牙璋在三星堆不仅数量众多，更具极强的象征意义。在三星堆古国，玉牙璋享有他器莫及的特殊地位。

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三星堆崛起之前，四川盆地从未流行牙璋；反观千里之外的黄河流域，二里头、石峁等高等级都邑中牙璋屡有出土，实为中原玉礼制之核心重器。此一反差不免令人推测：三星堆牙璋及其背后礼制，并非盆地原生，而是如农业技术一般，乃自北方传入的“舶来品”。

牙璋并非两地联系的唯一物证。三星堆尚出土一类白陶器，三空足、长颈、侧有?、顶带流，其形制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盛行的高等级酒器“陶?”几乎无二，反而在盆地更早的遗址中从未出现过；

此外，遗址仓包包地点曾出土一青铜牌饰，长方形，内镂图案，与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极为神似；三星堆祭出土的由绿松石片拼贴的铜虎十分精美，但相类似的器物未见于四川盆地更早的遗址中，而与二里头古城的镶嵌绿松石牌饰、绿松石龙形器不谋而合。

实际上，中原与三星堆的关联远不止于器物层面，学界研究发现，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竟然可依发型划分为两大“阵营”：一类脑后束髻，髻插发笄，从其衣着、冠饰来看，他们多为执掌祭祀的祭司，坑中体量最大的青铜大立人即留有此类发型；

另一类则编发为辫，或垂于身后，或盘于头顶，虽同样华服盛装，却似乎与祭祀关系并不紧密。编发曾长期流行于西南诸族之中，直到近代仍有存续，而笄发则是中原自远古以来绵延不绝的传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骨质发笄多有出现。

学者据此推测：三星堆古国中并存着两支族群，辫发者为土著贵族，执掌军政大权；笄发者则来自中原，虽不似辫发者般执掌权柄，却精通祭祀，能借神意助本地豪强统治庞大的国家，因此亦在古国的统治集团中据有一席之地。

玉牙璋、青铜牌饰、白陶?，正是随着这批笄发祭司远涉山川，自黄河流域传入四川盆地，最终融入三星堆文化之中的。它们旅途的起点，很可能便是中原最发达的都邑—河南偃师二里头，那是是传说中夏王朝都城斟寻之所在。

其实，在三星堆文化一统四川盆地之前，夏人的足迹已经深入秦岭群山，并很可能通过那里的蜀道深入四川盆地内部。学者认为，二里头人深入关中和秦岭很可能是为了那里的铜矿和绿松石，由这些矿产制成的奢侈品得到了二里头城中贵族的追捧。

外来因素再次改变了四川盆地的文化格局，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渗入，古蜀再次完成了“进化”。在三星堆崛起之前，整个成都平原众城对峙，各古城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统属关系，此时三星堆还只是一个没有城墙的普通聚落，在众城林立之地并不引人注目。

然而，到了约3700年前，三星堆迅速扩大，并陆续建成了小城与大城城墙，与之同步的是，前一阶段曾经繁荣的各大古城相继衰落，宝墩文化的纷乱时代终结，三星堆文化迅速统一了四川盆地内的文化面貌，并成为成都平原上唯一的超大型聚落。

这一时间节点正与二里头文化对外辐射的时代相对应。换句话说，或许正是在吸收了夏王朝的文化输出之后，三星堆得以建立起比其他城邦更加先进的政治制度，借此完成了统一四川盆地的伟业。

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这一记载与大禹活跃于中原的传统论点相龃龉，故长期为史学界不取。但假如我们将三星堆与夏的渊源考虑在内，这条史料就有了新的解释：

一个夏人分支远赴川蜀，加入了三星堆古国的统治集团，被一同带去的除了制度、器用，还有祖先大禹的故事，这些故事从此流传于四川，最终演变为大禹出身蜀中的传说。

正是群山环绕的地形与山中蜿蜒的蜀道共振，构成了四川远古历史的主旋律。从七千年前中子铺猎人的第一串足印，到四千年前粟与稻在盆地的接力，再到三星堆对中原礼制的吸纳与再造，蜀道的每一次脉动，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注脚。